乡关不再见
提要：故乡说起来很抽象，其实不过是一个个具体的生活细节，一个能够让人想起来觉得温暖的地方，一个可以包容亦可供成长的环境。然而，多数当代中国人，却只能从怅望乡关，不可回，无法回，亦或，回去，亦不是故乡
乡关不再见
本刊记者/刘炎迅
火车到站后，儿子却不愿下车，他指着地面说：“脏！”
前来接站的亲友一阵大笑。
昨夜一场大雨，车站的地面湿漉漉，到处是泥水，被淋湿的瓜果皮、纸屑和垃圾裸露在地面上，苍蝇在上面忙碌着。
儿子才三岁，有点被吓到了。母亲梁鸿后来说，儿子不知道，这是内地县城最普通最常见的一个场景。外面的世界不断的提速，生活节奏、城市建设，包括火车的物理速度，但是，对于故乡梁庄所在的这个县城，那些只是风景而已。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她在2008年和2009年，用近5个月的时间深入河南乡村调查采访，完成了十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
梁庄是她的故乡。她曾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那天，她带着3岁的儿子回到阔别已久的梁庄，没想到，儿子完全不接受。而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的梁鸿，也进一步感受到故乡的衰落，再也看不到当年熟悉的场景了。
很多人感叹，故乡在沦陷。
人们从鲁迅当年写故乡的文字中找到了相似的情绪：“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
学者黄乔生曾说，鲁迅对家乡彻底丧失了信心和希望，在给友人的信中，痛加诋毁，简直要骂起来。当时鲁迅说，在绍兴到处都能碰到鬼把戏，从做官的到老百姓，各自心怀鬼胎，用心凶险，他真想呼吁上天发一场大洪水，把整个城市都毁灭了。
这种情绪未免有些极端，但类似的情绪却以不同的程度让人似曾相识。
今年5月，梁鸿接到邀请，去给团中央青年干部百村调研的年轻公务员们讲一堂课，她想了想，定下的题目是《我们如何回到故乡》，讲了两个小时。
“故乡是被抛弃的。”梁鸿说。
（小）不回故乡，是一种深刻的无奈
梁鸿的书房在一幢小高层里，简单，安静，一张书桌朝着窗户。她如今每天会坐在这里写书，过去的一年，她去很多城市寻找梁庄在外打工的青年，她想记录下这些远离故乡的孩子的故事。
“故乡这个主题，是我最关注的。”梁鸿说。
梁鸿走访了各地的梁庄青年，想听听他们在异乡的生活，但一见面，老乡之间的话题一下子就落进故乡里，聊了一天，都是在回忆梁庄的故事，张家长李家短。
在异乡，谈论家乡成为一个情感按摩的工具。在人们百无聊赖的闲侃中，故乡一次次被升华，成为具有抽象味道的情感释放的地方。
但真正让他们回到故乡，也不愿意。
回去做啥？没钱没希望。所以，有时候，人们对故乡的念想，是分裂的。电影《手机》里，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守一在北京打拼多年，在事业和生活最不顺利的时候，回到了故乡，得到了释放。
而在平时，他几乎不回故乡。
“农村现在是没有吸引力的。我们都在建设大城市，年轻人离开故乡来到城市，带着梦想，追求大城市的幸福，他们中很多人的期望是，在大城市定居，过上体面的生活，诺干年后，这里会成为自己孩子的故乡。”梁鸿说。
这样的愿望要实现却很难。
梁鸿的一个堂侄在北京打工多年，现在是某大学食堂的员工，一个月3000多元的薪水，在很多梁庄人看来，很不错了，够体面的了。
有一次，梁鸿和他吃饭，酒过三巡后，这个侄儿有些激动，当梁鸿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时，他说，不回故乡。他解释说，回故乡啥事也成不了，日子过着没劲。
然后他就跑出去给还在梁庄的爷爷打电话，爷爷快90岁了，耳朵背，他就抱着话筒提着嗓门喊话，土里土气的方言，完全放开音量，在旁人听起来，像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从屋里面跑到屋外，从屋外跑回屋里，电话通了十来分钟。其实，这次通话，爷爷在那边几乎没有说话，只是不停的嗯哈，间或发出衰老的轻叹声，孙子在这头叽里咕噜说了好半天，挂了电话，眼圈都红了。
“我就想给我爷爷打打电话，我就想听听我爷爷的声音。”这位侄儿说。
“不回故乡”背后，其实依旧保留着剧烈的不舍和某种不甘心，“在外面混，大城市里打工挣钱，累，日子过得不易，但不这样又能怎样，谁让故乡穷，谁让挣钱的地儿都在大城市里呢？”
梁鸿说，她感到这个侄儿的心其实一直还在故乡，但人却只能在北京。这是一种深刻的无奈。
（小）漫长的临时生活
“我们都成了‘搁置’的人。”梁鸿说，“生活在别处。”人们背井离乡后，就成了“搁置”的人，漫长的临时生活。
梁鸿的表姐夫现在北京南城一家汽修厂子里做工。梁鸿那天去看他，走进他的宿舍，一个五平方米的小屋，砖头垒起来的床，旁边放着一块案板，上面放着包包菜，一碗面条。
“整个房间特别简陋，特别暂时，特别寒酸。”梁鸿说，当时她问，你为啥不买个电视，一天忙下来，也好有个放松。
他说，我一天忙到晚，回家吃完饭，洗个脚，就倒在床上，听听收音机，就睡了，一早起来，洗把脸又出去干活了。在这个屋子里，他住了7年，很少回梁庄。
“没有一点温暖感觉。”梁鸿说，其实这个表姐夫觉得，自己不过暂时住在北京，赚个钱，总有一天挣够了钱就回家。
但这需要漫长的等待，电影《阿飞正传》里有一句台词，有一种鸟没有腿，一生都在外飞行，如果说有一天落回大地，那就是死亡的一天。
这个比方很残酷，但却很直观的映射了当下的现实，背井离乡漂泊在外的很多人，“临时着暂住着”在某地，可能就是一辈子。
“暂住证的提法很可怕。”梁鸿说，这意味着人的精神没有着落：临时住在远离故乡的大城市，但故乡又难以回去，“我们就成了夹缝中人，游离的人。”
梁鸿打算回家过年，更主要是出于一个旁观者的观察。但她也觉得，过年的气氛确实大不如前，年轻人多不回家，满眼都是老人，缩着衣袖坐在家里。
“回家的路很远，路费也贵，票也难买，这都是客观因素，另一个原因就是，回家也没意思，大家都不在家，很多兄弟，七八年都没有见过面。乡村确实在萧条，没有办法。”梁鸿说。
（小）我们都没有了故乡
王娟（化名）的故乡在连云港，江苏北面一个临海的小城市。大学毕业后，她到南京工作，省会的生活，忙碌而繁华。有一天她觉得很累，打算回乡，回去的路上，脑子里勾画出很多美好的图景，但真正到了家，一股巨大的不适应感觉扑面而来。
没有夜生活。天黑拉灯就睡觉。时间像被擀面杖碾过一遍，又细又长，很难熬。“也没有半夜从酒吧出来邂逅帅哥的机会了。”她调侃道，就象电影《孔雀》中的那种没有希望的落寞的小县城。
她才发现，自己更适应省会的生活，喧嚣、忙碌、劳累、嘈杂，还有一样故乡看不见的东西——机会和希望。
李慧是四川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一家传媒公司，成为家乡人眼中羡慕的白领。然而，再回到故乡那样的小城市，她发现那套行为规则和人际关系，她早已陌生，而久别的留在故乡的旧时挚友，也不再有共同话题，当她有意无意地在老友聚会的饭桌上说起朝鲜的落后，金正日之死时，总不免引起一阵哄笑.
“他死个球，跟咱们有啥子关系嘛。”没人对此感兴趣。李慧说，“故乡与外界很远，我和故乡也很远。”
专栏作家十年砍柴前不久写了一本回忆故乡的书，《进城走了18年》。他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段话：“岁月偷走了青春，记忆依旧年轻，离乡路上的那些风景，是永远消逝的耕读文明。”
十年砍柴是湖南人，本名李勇，18岁负笈北上，至今22年。
李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自己大概每年要回去一次故乡，有时还一年回去好几次。多数并不是春节，而是利用公差顺道看看父母。
“我们三兄弟都定居在外省，只有姐姐姐夫一家在老家湖南陪着父母，父母也不愿意离开故土跟着儿子们度过晚年，他们坚信只有终点停在故乡、停在老宅的人生，才是圆满的。”
他最近一次回去，是2011年清明，哥哥也回来了，弟弟因为距离更远没有回。他们去爷爷、奶奶的坟上挂青——将纸幡插在坟头上，将坟头上长了一年的荆棘茅草割干净。
李勇说，“一提起故乡，我首先想到的是村门口的一眼井。”他对这口井记忆最深，它不仅是全村二十户人畜最重要的水源，而且也是全村最重要的公共财产，在祠堂、族谱被迫消逝的数十年里，它是维系村里人的精神纽带。
这口井离他家有三十级陡峭的台阶，兄弟姐妹品尝农家生存之苦，也是从这口井开始；对于李勇来说，关于这口井的记忆还和爷爷的死联系在一起。
读五年级的时候，爷爷患脑溢血去世了。“我妈和我婶子按照当地的风俗，拿着纸钱，到井边点燃，然后大哭。”这叫“买井水”，告知井神，某个人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不在喝这口井的水，感谢井水滋养了他的一生。
“后来我在想，这种仪式还有一个功能是告知，家逢丧事，不可能一家一户告知，请帮忙。井边一哭，这个消息传出来了……”
李勇每次回去，都会听父母讲哪位爷爷或叔辈又走了，村里熟悉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孩子们，他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他。
“他们父亲，是和我一起长大的一代人，多数在外打工。”李勇说，整个村落，已不复是一个生态完整、充满活力的系统，而是残缺的、停滞的，安静得可怕。连牛羊的叫声都少了，童年时最常见的“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景象很难见到了。
然而最令他感到无法忍受的是，这次回乡，他发现村口的这眼井也几乎废弃了。
（小）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熊培云也是江西人，写了一本有关故乡的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故乡的诸多变化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一些古树被人连根盘走。
“村边晒场的那棵老树，有几十米高，不仅在我孩提时代给了我昂扬挺拔的斗志，同样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几百年历史，而当我有朝一日离开故土，远足他乡，它又是那样温情满满，成为游子望乡之时的归所。”他说。
没有了树，土地会失去灵魂。熊培云说：“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在这棵大树旁，边收割水稻，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与父母在田间地头忙着‘双抢’。而现在，虽然表面上我在城市里过的意气风发，弹去了泥土，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心底的家园。”
2008年春天他回故乡，少年时的一位好朋友开车将他送回故乡小堡村，他只在村子里待了十几分钟，就为了去看看大树被挖走后的那个土坑。
有一句流行的说法，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熊培云很认可。在一些地方，比如苏南，乡村和县城都在招商引资中变得工厂林立，当地居民也颇为富裕，年轻人可以在家门口的工厂上班，他们不需要背井离乡。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留住故乡。接受采访时，很多人感叹，就算故乡始终在身边，也早已变的不一样——城市大拆大建，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在一系列的政策命令下，无论乡村还是城镇，都急急忙忙地改头换面，新楼房新街道新超市新的河堤新的桥梁，原本熟悉的地方，反而有些陌生。一位接收采访的人说：不夸张地说，现在回家，都要带地图了。
一位曾到苏南昆山采访的记者描述说，当地政府在“提前实现全面小康”的口号下，打算让村民都能住楼房，于是一个个村落被规划整合成整齐划一的新式小区，然而那些突然被迫搬进楼房的村民，住进新房的第一件事却是拆掉煤气灶，在贴着瓷砖铺着地板的厨房里砌一座老式锅灶，然后在墙壁上掏出个洞，伸出一截铁皮制成的烟囱，他们依旧习惯炉火从炉膛舔出来的感觉，那才有生活的意思。他们也会将在高高的楼房的窗户外，照旧例挂上一张竹匾，或者一面镜子。
故乡说起来很抽象，其实不过是一个个具体的细节，比如葬礼。
梁鸿提到一个例子，在那些建设一新的村镇，村民们还会照旧例在做白事时候搞一场仪式，但原来在乡野进行的这种仪式，如今只能在车水马龙的街市里进行，每每看到这种情况，她就不免有种不来由的荒诞感。
故乡的陌生人
本刊计划在农历年前做一期有关回家过年的封面策划。
我们试图探讨一下：在外漂泊这么久，再回故乡会有陌生感吗？会有没有一种故乡的局外人之感？故乡无论是县城还是乡村是不是在我们内心沦陷？
欢迎各位朋友来留言，讲述自己的故事。
寒士高华
多年来的高华，有几个关键词一直未变，比如逼仄、冲突、清冷和孤独。无论是实际的处境，亦或是学术的境遇
本刊记者/刘炎迅（发自南京）
2011年12月26日晚七点多，高华第一次吐血后，跟家人说“非常难受”。后来给他输血，先是输的右臂，输进去后，感到发胀，很疼，又改为左臂。高华当时对好友范泓说，别人的血进入体内就是不行。
“他是睁着眼睛走的。”范泓说，第二次吐血，人渐昏迷，到十点一刻，终于抢救无效。
高华是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中国当代著名的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专家。
得知高华去世，章诒和伤心过度，一夜无眠，次日起来，她飞到南京，“不是为了遗体告别，而是为了接纳他的精神。压力下的承受，困顿中的持守，我都需要！”
四天后，是出殡之日，尤其寒冷。南京城外的石子岗殡仪馆外，人头攒动，大家黑衣素服，手持黄菊，他们或熟悉或陌生，齐来送别高华。
青年学者王晓渔也在人群里，他说，最近几年，只有蔡定剑和高华二位先生的去世，能引发如此大范围的社会关注。
追悼大厅内，挂满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挽联。国内当下最著名的一批学者，几乎都送上了挽联。比如余英时挽联是：“读过高华先生的书 ，很佩服”。
上海学者萧功秦曾对高华说，也许你可能比我早走，但是你的这本书，却是有超越一个人的人生生命时间长度的价值。
高华一生研究历史，一生贫寒，很多熟悉他的人都称之为“一介寒士”。学者冯兰瑞送上挽联：“半点星火，让红太阳黯淡无光，一介寒士，为真党史呕心沥血”。
如今来看，“寒士高华”这四字，一语双关。恰如崔卫平、徐友渔同挽：“高风亮节，华章永存”。
（小）人们来致敬，同时获得力量
12月24日那天，高华先生去世前三天，张鸣到病房看望，他们一起合影，镜头里，高华一头白发，打理的整齐，并无病榻上得邋遢，面露微笑。只不过，面色显得蜡黄，有些憔悴。
张鸣回忆说，“可能是我以前干过兽医，对生命非常敏感。今年年初我已经来过一次了，我感觉高华快不行了。”
高华的夫人在一旁说，你千万别哭，你跟他聊，聊得开心点。
12月29日晚上7点多，南京城西北边的龙江小区，这里是高华身前的家，一幢小高层里的单元房，70多平米，堆满了书。过去的若干年里，这间屋子里的书籍，就像不断涨水的海绵，让屋子显得越来越小。而高华却自得其乐。
逼仄和局促，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不仅仅是有形的房屋，在他的学术生涯里，亦有诸多相似之处。
从各地赶来的吊唁者络绎不绝，这天晚上，学者秦晖坐了一天火车，从河南赶到南京。
他站在书堆中看着高华的照片，沉默不语。当学生劝秦晖，夜已经深了，早点回宾馆休息时，他独自面向高华客户遗照，鞠了一躬。
秦晖感到遗憾。在去宾馆的出租车上，他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夜色，轻声说/，他们几位学者朋友，一直计划着让他拿出几天时间，来南京住下，与高华做一回深入的对谈，高华还是有很多学术话题要说的。
但一直没有找到时机。一拖再拖，25日这天，他打电话给高华，讨论一些学术问题，顺便也打算计划下对谈的事情。电话里，高华声音洪亮，显得很有精神，这让秦晖相信，还有机会。
不料次日，高华就过世了。这太突然了。
12月上旬某日，高华即将接受人工肝手术，手术前，他得知自己被南方某媒体列为魅力中国50人的候选，就给一位媒体朋友打电话，大意是说，年纪大了，不习惯登上这种所谓的魅力、感动中国之类的舞台了，再说一个有病的老头，再四处张扬，也不好看，他拜托朋友将他的名字拿下来。
他的这位媒体朋友说，当时高华自我身体感觉还不错，一定没想到病魔会那么快将他击垮，还想着活着要低调一些，不要让人觉得用生病博得感到和同情。
后来北京一位记者来病房看高华，他们都提到了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的一句话：“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这位记者回忆说，他当时说那番话，不是为了寒暄式的安慰，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奇怪感觉。当时的高华，已经在病房里断断续续住了3年多，其间的痛苦，外人很难感知。而高华在人面前，总是一副波澜不惊的神态，很平静，很乐观，慢条斯理的与你说话，只是在具体的学术话题时候，他会语调波澜。
这么几年，高华似乎成为一个学术圈中的大众明星，在有些人看来，他又是一个象征。来来往往，很多人来到他身边，坐在病床前，用各种各样的语调与他说话，而他始终故我。
最艰难的时刻就是在平日，寂寞融化在每一秒里。
纪录片导演胡杰住在南京。他和高华是多年的好朋友。他隔三差五会端着摄像机，到高华家里。有时候是在人民医院的病房里。他们几乎从来不谈病情。胡杰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让朋友开心。他拍了很多高华大笑的镜头。高华似乎也很乐意被拍摄，每次拍完，他都会要胡杰拿来光盘看。
这么多年，很多人来看高华，胡杰作为一个贴身的旁观者，他觉得，大家是在互相取暖。人们来致敬，也同时获得某种力量。
（小）出发于七十年代
作为一个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高华曾说，一切都是从70年代出发的。他曾翻看北岛赠他的自选诗集《守夜》和《七十年代》，不由回想起自己的70年代，他常自问：“那时你做了什么？”
1970年，高华16岁，刚刚初中毕业。南京市这一年毕业的初中生全部留城，分配到急需人手的工矿企业，高华也因此成了一名工人。
但因为父亲被划为右派，不得不经常被迫离开人群。
1971年夏，周恩来总理陪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到南京访问，高华被通知不能参加革命群众在马路上的欢迎行列，只能和资本家，小业主，"国民党反动军官"一齐集中在一个小房间里。高华于是读报纸给大家听；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到南京来访问，他也不能作为"革命青年"去参加欢迎；与之相反，每次公审反革命的大会他都被要求去参加。深感不公平，不久，高华就以生病为托辞不再参加。
在这种情况下，被搬到离他家仅十米远的一处南京市某重点中学被封存图书的留守处，成了他流连忘返之地。高华日后曾说，因为有了这处小小图书留守处，他家那间“狭小、阴冷、潮湿的住房，却透着光亮”。
在那几年，高华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许多年后，他依旧能随口说出当时的书目，如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都是在那个时候读的。
1971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高华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著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
“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高华日后说。
（小）文章不著一字空
1978年，高华考进南京大学。后来又留校做了老师。
他对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很感兴趣，先是参加做集体研究项目，以后决定走自己的路。他曾坦言：“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发表文章的空间很小，但是生逢历史的转折年代，还是顺着自己的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从民国史，共产革命史，再延伸到当代史，这都是距今不远的过去的历史。”
对于自己的选择，高华心里很清楚个中艰难。他曾援引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的话说：“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
1979年在课堂上，高华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激动，多年后的一篇文章里，他还津津乐道。他还经常提及范文澜的话：“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从那时起，他萌生一个愿望，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并为此开始搜集资料。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和高华是20多年的好友，2011年12月30日这天下午，他满脸伤感，坐在背着阳光的椅子上，他说，1989年之后，在大家最绝望的时候，我们一群朋友聚集在一起撰写《中国现代化史》，高华作为重要的作者之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那时高华已经着手准备写延安整风。许纪霖说，高华跟他说起这个计划，并自认为“这是一本写给历史看的书”，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书是否能出版，是否会带来麻烦。
而著名学者朱学勤说，我们都经历了文革，都有必要交出自己的一份答卷，高华的答卷让人满意。按照高华自己的话来说，他正是出于寻找文革的历史渊源而作。
在朋友眼中，高华不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他从小是在阴影里面长大，父亲是右派，文革时，为了躲避杀身之祸，一度逃亡，家门口贴满了通缉父亲的通缉令。许纪霖说，这些经历带来恐惧感，笼罩了高华一生，也使他有一种天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延安整风的公开史料很少，但高华以其敏感、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发现了散乱其间的有机联系。正如学者朱学勤后来说的那样，高华在零散之间建立了自己的历史逻辑，这种逻辑是具有强大的穿透力的。
1991年8月中旬，高华开始动笔写《红太阳》，到1992年下半年，他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2年下半年始，他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一则日常教学工作十分繁重，牵扯了他不少精力；二则他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这也颇费精力。
直到1999年春夏之交，这本书才最后全文定稿。
写作这本书的七年间，也正是中国市场经济从起步到大规模发展的十年。高华却始终守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高华在《革命年代》的后序里说：“于是就在这喧嚣、实利主义的90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2000年之后资本和权力的扩张，让高华更觉思考的空间逼仄，他曾说，面对渗入大学校园的项目化、数字化、标准化的压力，只能自我放逐，而埋头读书和研究，成了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径，也是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十多年来，高华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他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他曾说，“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
（小）自得其乐的边缘状态
进入21世纪，高华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外界甚嚣尘上，而他依旧独守书房，做那些持续了很多年的研究和写作。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景凯旋和高华认识有27年，“那时他还住在上海路那个小房子里，厨房是公用的，我去他家的时候，孩子还很小，他自己的书桌也非常小。楼板上堆满了旧的报纸和书籍。”
景凯旋说，多年来的高华，有几个关键词一直未变，比如逼仄、冲突、清冷和孤独。无论是实际的处境，亦或是学术的境遇。
“他是个善良的人，却一头钻到黑暗历史研究里面，人格上的冲突和矛盾，是非常难。”景凯旋说着，又扭头望了一眼身边高华的遗像，那张熟悉的脸庞依旧微笑，“飞蛾扑火般的命运”。
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评价高华说，他坚持用证据说话，高华的著作均有上千条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印象最深的就是史家据事言理，不空发议论的实证精神。
萧功秦则说，高华坚持的是“新实证主义”，一定要从材料当中、从史料当中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是反对对它进行教条化的先入为主的过度解释。高华能够做到这点，不仅由于他坚持原则，也因为他虽然生活在体制里，但是和体制保持相当的距离。“他在这种边缘状态当中，自得其乐。”他说，这是一种儒家精神。
2007年，高华被检查出肝癌，他当时说这是自己“特别艰难的年份”，随后的日子，他一再经历着“严峻的生命考验”，他将那些前来照顾和支持他的亲朋好友比喻成生命中的盐。而在朋友们眼中，他则是历史研究读者们的盐。
如今这包盐融化了。
2011年即将结束之时，多名学者聚集南京，共同缅怀这位固守清贫的朋友。张鸣穿着一件灰色的羊毛衫，脸色也有些灰。他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页熬了一夜写出的长长的祭文，声音哽咽地念起来：“……天丧英杰兮，上苍不公，朋辈成鬼兮，怒向刀丛……”
张鸣回忆说，高华有很儒雅、很严肃的一面，但他其实也很有趣。
“我记得是2008年，熊景明组织了一次活动，有秦晖和章诒和等参加。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高华要拉我表演节目。我说我们唱什么，他说唱‘我们是害虫’。我说怎么唱这歌，他说，在某些人眼里，我们就是害虫。”
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作为《收获》杂志的编审，一位职业文字工作者，他以笔为飞刀，掷向中国的语文教育。“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说，“我们只能自我教育，让孩子读到世界上最好的文字。”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刘炎迅 (发自上海)
廖增湖有过三次难忘的作文经历。
第一次，女儿乔乔的班主任要求，各位家长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我看考试》，优异者选登在校园报纸上。
42岁的男人挠破头皮，将自己对考试的恐惧和绝望，写成文章，改了两遍，交给老师。之后，就没了下文。
很久以后，女儿拿回报纸，他“拜读”了被选上的家长文章，都是对考试热情洋溢的歌颂。他这才知道，此类应景之作，是有格式的。
第二次，学校作文竞赛，题目是《我的无烟童年》。女儿乔乔被老师要求参加，而父亲则得到老师暗示，必要时可以帮孩子捉刀。
廖坚持让女儿自己写，末了帮了点小忙，给200字的作文增删了一些句词。
后来竞赛成绩揭晓，女儿作文名落孙山。
第三次，2007年，他应江苏《现代快报》之邀，写了一篇江苏省同题作文《怀想天空》，结果被资深语文教师判定离题。
三次经历不仅难忘，也颇让他尴尬。
廖增湖还有个身份——作家。在圈子里，他笔名叶开，素来以阅读面宽阔文章不落俗套著称，几部长篇小说，口碑很好，被评论界称为“上海的王朔，中国的拉伯雷”。如今是知名文学杂志《收获》的编审。
他苦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算是个职业文字工作者，每年不知要和多少名家大作过招，编改之间，从来都应付自如，颇受好评。但一旦应对女儿的语文课业，他似乎总显得捉襟见肘。
后来，女儿学到三年级第七单元48课《智烧敌舰》时，遇到一个问题：“三国里谁最有智慧？”女儿刚看过《三国演义》彩图本，觉得答案应该是：“孔明和庞统”。叶开在一旁看了，颇开心：“孩子是真看明白了。”但次日老师批改此题时，给了女儿一个大红叉，因为标准答案是：“诸葛亮”。
这太荒诞了。叶开有些愤怒：“这么干，简直误人子弟！”
从那时起，他花更多时间留心女儿的语文课本，一看吓了一跳，很多课文品质低劣，入选名作亦遭大量篡改，“这样的课本简直是一堆垃圾。”
他坐不住了，决定向语文课本和惯性的教学方式开战。“牛奶的三聚氰胺伤害孩子的身体，不好的课文则败坏他们的智力和精神。”他说。
2009年，他的朋友，《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晓苏请他开个专栏，叶开正憋着一肚子话，于是一口气写了12篇专栏文章，批判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现状。他给专栏起名“语文之痛”，引起各方关注，而今年前不久，又出版新书，题目直截了当——《对抗语文》。
随意篡改“更光明”
42岁的叶开浓眉大眼，头发浓密，微胖，说起语文课本，他的言谈总游离在调侃和愤怒之间，笑容在眉头稍纵即逝。
他是福建廉江县人，客居沪上多年。叶开这个笔名，取自古龙小说，是个放浪不羁武功高强的侠客，用的是小李飞刀，“这种刀的力量是爱，不是恨”，“大家只知道一件事——刀一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
古龙的描写似乎恰好暗合了现实中的作家叶开。
他以笔为飞刀，掷向语文，熟悉他的朋友都说，这无非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罢了。
他最初在博客里写下：“语文不除，教育已死”。一时广为流传，与另一句“小学语文教材比三聚氰胺奶粉还要危害深远”一起，声名远播。
而现在，博客大标题则更进一步：“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只能自我教育，让孩子读到世界上最好的文字。”
叶开女儿乔乔使用的是上海本地编写的教材。1993年之后，原来人教版教材一统江湖的局面被打破，各地陆续启用多个地方版本的课本。
叶开看到的这些语文教材，每本按照不同的主题门类，分成若干个单元，然后往这个道德概念先行的框框里塞文章。很多文章停留在粗糙的说教层面，语文课变成了思想品德课。
叶开说，语文教育的核心，不是意识形态的道德教化，不是思想改造，不是给孩子们的头脑“洗澡”，核心思想应该是认写文字和阅读经典。
而好友晓苏则公开说：“我们觉得，现在的语文里，非语文的因素太多，太多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因素，老师又教得太保守太落后，学生不喜欢。”
在道德说教单元的框架下，能套进去的名篇经典其实很少，仅有的几篇，又会被编撰者削足适履，加以低劣的改造，这样一来，课文的很多文章变得毫无营养。孩子们学到的课文，都是已经掺假的作品，原文的精髓和准确优美的文字都被抛弃和歪曲。
巴金的《鸟的天堂》被选入教材后，叶开花了两个晚上，将原文和课本中的修改版做了对比，并一一列出被改动之处。他的结论是，改得很糟糕。
比如，巴金写清晨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上，“一切都显得非常明亮”，进了课本后，却被改成“一切都显得更加光明了”。相比之下，叶开觉得，“光明”远不如“明亮”自然，有故意拔高意境之嫌。
再比如，巴金写小船缓缓动了，“向河中间流去”，这里的“流去”在课本里被改成“移去”，两者意味微妙间迥异，叶开直呼，“这样随意篡改，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思维？”
而后，巴金写自己乘船离开，还回头去看“留在”后面的“鸟的天堂”一般茂盛的榕树，课本中将“留在”改成“被抛在”，叶开说，这个篡改更荒唐，榕树都“被抛”了，你还“感到一点儿留恋”？
类似细节还有很多，叶开说，原本巴金用得很精妙的一些词句，被改动后，成了“课本垃圾”。
12月1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这天，叶开正要去参加巴金文学研讨会，他说，还要在会上发言时重提课本篡改一事。
“不署名”潜规则
“我的难过就是作为一个父亲的难过——看到孩子吃了不好的(东西)，不仅是没有营养，而且是有毒的东西。”他说。
他将批判当下语文教育的文章，一一贴在博客中。很多人来留言，他则大多数时候像个坐堂问诊的老中医，与各色人等过招。
“我们的课本设定孩子都是笨蛋、无知者、很低级。”叶开说，所以才会有那些低级的、随意篡改、粗制滥造、幼稚的课文。
小学语文教材上海版四年级二册，共8个单元，40篇课文，只有第一单元第一篇的《燕子》署名作者郑振铎的名字，其余都没有作者。课文不署名，已经违反了《著作权法》第23条的相关规定，即“指明作者姓名”，“支付报酬”。
“不署名”就像一把尚方宝剑，被那些教材编撰者拿在手里，随意篡改别人的文章，其中一些被改的面目全非，甚至只是取了原作一个写作主题，其实也可以说是变相剽窃。但如此之举，俨然行业潜规则，没人出来说破。
叶开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年级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学期用书有个“诚信”单元，4篇文章，无一作者姓名，如此做法，何来“诚信”？
那些无名之文中，有一篇题为《我们家的男子汉》，叶开起初看着眼熟，后来上网一搜，才知道，作者原来正是同在上海的著名作家王安忆。与原文相比，课本版删去近半篇幅，使得文章内在的叙事逻辑变得单薄，让人看完后不知所云，为何一个小男孩会被作者视为男子汉，只因为很多能佐证的细节都被删除。
“这种被改成残疾的文章，再让孩子们去读，有百害无一利。”叶开说。我这里有个比喻我女儿记得很深，她说她觉得非常好，就说好像一个穿戴得非常整齐的漂亮女侍者给你送来了一盘鱼刺，说先生您的菜上来了，而且还命令你必须吃掉。肉都没了，就剩下鱼刺了。
另一篇名为《餐桌上的大学》的课文，原来是意大利作品，却被篡改成中国作品。原文中的父亲晚餐后斟了一杯红酒，听孩子们汇报一天的学习收获，进了课文，文章主旨没变，但细节全部篡改，比如外国男孩费利斯改成中国男孩雨生，红酒改成酒等等。
叶开说，教材的编撰者难道不知道，中国人很少有饭后斟酒的习惯，一般是饭中饮酒，真要想改，为何不能认真思量一下，改成“泡了一壶茶”或者“点起一支烟”呢？“在改装别人的文章时，基本的细节和前后逻辑要通顺吧。”
叶开为了还原语文课本的真相，花了很多个夜晚，逐字逐句翻找原文，自己原本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已经写了60万字，也被迫暂停，“不把语文这事儿搞清楚，我还真没心思写小说。”
他还给一篇课文《带刺的朋友》的原作者发去私信，告诉他文章被删改得厉害，期望做些交流，能一起站出来声讨，但对方无意回应。
叶开说，后来他看到对方的博客里在醒目位置写上自己某某文章又被某地教材收入，视为一种荣誉，而完全不去过问删改如何。
有人看到那些被圈圈画画成大花脸的文章，说叶开太偏执，有必要这么钻牛角尖吗，改就改了吧，你一篇篇去找，何时是个头？
叶开不以为然，他说，可以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另一种毒素”
12月1日，叶开走进一间茶餐厅，叫来服务员点茶水，然后不厌其烦地问这家店不同茶叶的成色、年份和产地。
茶水上桌，他慢慢将小盅奶兑入茶中，稍后点菜，他又反复询问每一种食材的情况。他说，自己经常在家做菜，女儿很喜欢吃，他对食材很考究，这样的执著和考究，体现在他对语文教材的对抗上。
“我对菜比较有要求，从食材，到教材，我都要最好的。”叶开笑着说，其实生活里大多数时候，自己并不会这么较真，有些东西差不多就行了。
比如女儿的成绩，他就看得开，他甚至和女儿开玩笑，考试成绩太好，就是一桩丑闻。遗憾的是，女儿常常将丑闻带回家。
女儿在他的影响下，看了很多书，也逐渐对语文课本挑剔起来，常和父亲一起批判那些“垃圾”。
当然，语文课本里也有叶开觉得过得去的文章，比如朱自清的散文，他觉得，这是一位真性情的作者。
在中学语文的课堂上，朱自清的散文在众多课文里傲然孑立，虽然也被编教材的道德家下狠手“阉割”过，曾有网友指出，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时，曾将点缀于荷叶之间的白花喻为“刚出浴的美人”，采莲少女荡舟出湖，原来不是“载歌载舞”，而是唱着艳歌去的，歌中唱道：妖童媛女，荡舟心许？???这些轻度“涉黄”的细节也一度被剪除。
但大体还保留了原作的精髓，只是结尾处不知为何突然删掉一大段，而使文气大乱，上下不接，令人瞠目。
但这样相对独善其身的名篇，一旦与陈旧的教学相遇，就会释放出“另一种毒素”。
在同一的教案和教学大纲的指导下，《荷塘月色》和《背影》，都被语文课堂上“微言大义”的解说了，比如语文老师通常会分析前者说，该文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内心的苦闷和彷徨”，这不仅是破坏，而且是误导。
事实上，当时的朱自清，除了苦闷外，最后选择了超然的态度，他的小资阶级家庭背景，和交友的趣味，让他养成独特的人生观。而这一切，自然不会被语文老师解读。在这样长期的灌输式教育的训练下，学生的脑袋就变成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的——“别人的跑马场”。
叶开说，语文不是独立的、封闭的领域，不是特种行业，它应该具有web 2.0的特质，需要不断地链接、不断去发现。
如果说语文教材出了问题，能够有老师来扳一扳，可能还好一些。语文老师应该是个救生者的角色，关键时刻将孩子从陈旧的教案中解救出来。
但很多时候，“老师是拿个棒子把你敲昏，然后把你灌进去。”12月1日这天，河南济源市一位高级语文教师，看完《对抗语文》后，给叶开发来短信：“教师不是单独的一个职业，可能同时肩负父亲或母亲的责任，这样你的体会更深。”
“文字谎言的堆砌”
叶开从教育重镇华东师大毕业时，在作家马原和格非的劝说下，留在上海郊区一个职业中学任教，教基础语文。因此，他根本不是一些质疑者所谓的“外行”。
“我是有教学经验的。”叶开说，他那时脾气很大的。老教师们常反映说“你上课上得不好”，他当时就说“放屁！什么不好啊！大家上公开课，我看同学们学得还行啊。”
他的太太也是华东师大的教授；他的同学，很多都已经是各地的校长。“我完全没有脱离过教育。”
“我觉得一个人对现行的教材不满，是一个比较合格的语文教师的苦恼之一。”
他以教师的眼光说，有些文章虽然没有经过太大篡改，但本身就存在问题，不适合选入语文课本。
另一篇出现在语文课本里的名篇——《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如此。这首诗，是教材里的重点篇目，常常被要求背诵，可以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所以当叶开对这首诗提出质疑时，一位网友坚决捍卫说，他每次读到这首诗，都会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首诗的爱憎如此分明：“爱保姆，恨父母”。
但为什么呢？正常逻辑下，谁会恨父母而爱保姆呢？叶开搜集了几份有名的教案，对课文的核心思想的解读，居然和当年叶开上学时并无差别：“通过分析人物形象，理清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体验诗人对劳动人民真挚、热烈的感情以及对旧世界的仇恨和诅咒。”
对一首诗的理解，限定在标准答案上，这是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最重要的理念之一。
这首诗在开头段落，就明确地告诉了读者，“我父母”是地主阶级，“大堰河”是劳动人民，因此，恨自己的亲生父母很“正确”，爱自己的保姆很“正确”。长期课堂标准化灌输的教育，永远千篇一律的强迫性理解，让学生们对这首诗充满了习惯性情感。
叶开说，这样的爱恨逻辑，从阶级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人性出发，真的符合逻辑吗？
很遗憾，课堂上没有老师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它不在教学大纲要求之列，不在考试猜题之中。简而言之，这样的问题是“无用的”“不需要的”。
另一篇课本名篇，是孙犁的《荷花淀》，叶开直言不讳地说，这篇文章，让人读到的是一场游戏般的、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般模糊而近乎不真实的战争。敌人显得面目不清，小说里仅仅出现过这么一句：“哎呀！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而战斗也轻描淡写，跟游戏一般毫不残酷：“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
战争极大简略，听命于作家的小说美学：“觉悟、伏击、荷花淀”。
叶开说，这样的文章不该选入语文课本，那些所谓美的段落更不该让孩子们背诵。首先它“不真实”。这样的文章，说白了是“文字谎言的堆砌”。
韩寒也讲过一句话“撒谎就从作文开始”。叶开觉得有道理，“我就不让我女儿撒这个谎”。
“我发现我不是一个人在愚公移山。”叶开说，比如在浙江，20多位语文老师自发组成研究小组，推出《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而早在2002年，东北一位基层教师自制语文课本实施教学的案例也被媒体曝光。而在对抗语文上面，郑渊洁和韩寒也走得很远，前者自做课本，教育儿子，后者拒绝课堂，独立闯荡文坛。
冬日阳光寒意袭人，叶开隔着玻璃望出去，若有所思地说：“对抗语文，是一种积极的对抗，别把我当烈士。” ★
录音整理 / 刘响 陈希 姜婉君
青年涅槃
【原创首发】此文即将刊登在某杂志上。在此原创首发。
本刊记者/刘炎迅 （发自深圳）
这或许是任何一份中国主流媒体都不能企及的杂志。
虽然在有3000余名学生的深圳中学，它的发行量只有500份，但这全部是订阅读者，他们固定地为每期杂志付费三元；另一方面，其不受任何检查制度的限制，开放、尖锐、犀，以及充满了探索与公民精神的讨论，成全了其“在这里，读懂深中”的地位，也从某一侧面反映了深圳中学教学改革的历程。
它是一份深圳中学自采、自编、自己制作的学生媒体。它的名字叫：涅槃周刊。
（小）“我们要负责报道深中的一切”
罗亦龙戴金丝边眼镜，很瘦，作为《涅槃周刊》的创始人，兼第一任主编，他在深中颇有些名气。那一年，他16岁。如今，罗亦龙已是在美国Hampshire 学院学习电影以及东亚历史与政治的大学生，谈及创办《涅槃周刊》的最初想法，他表示：不是为了逞威风，而是想表达。
那是2009年9月。
彼时的深中，校长王铮，被学生亲切地称为“铮哥”，在国内教育评论人士眼中，他是一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改革者”。在其治下，深圳中学从2003年9月起取消了班主任和班级制，实行导师制，尝试教学班和行政班脱钩，“走班制”教学。
年级制管理也被打破，实行单元制，将全校分为7个单元。每单元辖高一、高二及高三各一班级，设一名由老师担任的单元长，和由学生选举产生单元内阁——由单元主席、副主席，团支部书记和学代会委员组成。一些基本的校园活动都是以单元为单位进行的，如篮球赛、足球赛等，每个单元还有其代表颜色。
2004年，深中被评为“国家新课改样板校”3年后年，教育部官员对其评价是“抓住了课改的灵魂”。
8单元是为准备出国读大学的学生设置，又被称为出国体系，该体系负责人江学勤老师早年曾做过记者，便扶持8单元的学生创办了一份《深中日报》。但在许多深中学生看来，这份贯以深中名字的报纸，要么是将8单元的事情推上头版头条，要么就是将江老师的活动和发言视为重要新闻，“俨然一副8单元机关报”。
“这不是学生想要的，我们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故事，得找个地儿说说。”罗亦龙和几位好友一合计，开始筹办自己的杂志。
当然，这也和深中的学生自治气氛相合。在解放学生能力和提倡学生自治的前提下，校内的各种学生社才层出不穷，从深中内宿委员会，到学长团，到各种兴趣社团，学生们变得健谈，敢于分享经验，并勇于谈论各自的观点和思想。
罗亦龙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我们要负责报道深中的一切”，他们说。这些人后来就成为了《涅槃周刊》的主创人员。
几经讨论与变更，《涅槃周刊》最终固定设置了四大板块：聚焦、人物、文化和观点，后来又增加了灵感。
在2011年9月的周刊招新启示这样描述它们的定位——
聚焦：我们挖掘出那些藏于黑暗的背后故事，探索那些被遗忘和模糊的边缘文化。我们将目光停在校园，寻找学生所关注的焦点，走进日常的生活，道出其中的滋味。
人物：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人物版突出的是“人”的平等与某些方面的特长、差异……
文化：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审慎思辨而又富有时代责任感的文化氛围。
观点：现今的中国社会由于多方面原因而缺乏一种社会责任感，因此需要有人来表达，来唤起人们的责任意识，带动一辈辈中学生来关注社会，观点版因此存在。
惟独刊登学生视觉艺术作品的“灵感“版没有任何限制：只要你敢投，我们就敢登。
因为偏好《七宗罪》一句台词：“Long is the way and hard, that out of the hell leads up to light”，罗亦龙和杜卓龙（第二任副主编，现就读于美国汉密尔顿学院）按此意思，拟出了楚辞风格的周刊定位语：“越万里之溟蒙兮，见凤之流光”，并从第二期起，正式采用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作为杂志的LOGO。
时任周刊副主编的罗晓韵是初创时唯一年满18岁的学生，大家决定，由她在银行开个账户，并负责记账。《涅槃周刊》从一开始就坚持自费办刊，因为这些主创人员认为，“只有拒绝学校的资助才能保证绝对的独立”。
不只如此，杂志的账本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看，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会将周刊收支账目情况刊登在杂志上，以示透明、公开、以及他们不以杂志赚钱的目的。“我们自负盈亏，刚开始父母给了我们一些支持，我们用的印刷厂是一个同学家里开的，他们给了我们很优惠的价格，而且允许我们赊账。”
到第六期，《涅槃周刊》变为收费杂志，每期三元——价格标准亦非空穴来风，而是通过两个星期的读者调查得来——但同时需要拉到两版广告，才能保持收支平衡。为了补贴杂志，孩子也开始自己动手，他们到在工作室里搭建摄影棚，通过为学生社团拍合影赚钱，一段时间，他们还开发了个创意摄影项目——给同学们拍“最后的肖像”：让你拍得开心，死得放心，活在这个星球其实是件很危险的事，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小）“这杂志胆子真大”
作为一些从未办过媒体的毛头小子，在没有任何成年人的指导下创办一本杂志并不容易。幸运的是，《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Ian Johnson正好到深中采访，于是，新闻小子们借机向这位2001年普利策奖获得者取经。Ian Johnson建议他们：最重要的是本地化，多写校园新闻，而对于国内的其他新闻，则要保护个人观点的独立化，试图用学生的全新视角来看待和解读。
这篇对Ian Johnson的专访就登在《涅槃周刊》的创刊号上，一同刊登的，还有对时任校长王铮的专访。在一个多小时访问中，《涅槃》问了诸如“招生分数下下降”、“校长为什么要离任”、“团委学生会如何改革”、“校长实名推荐制如何进行”等问题，甚至提出：校长是否考虑可以给《涅槃》一个工作室。
王铮校长的回答耐人寻味：“我们或许可以建立公共的媒体工作室。……中国跟外国的差别也就是公共空间。咖啡厅不是为了喝咖啡而存在的，它是一个公共空间。……”
深圳中学的确给了《涅槃》提供了不一般的空间。
比如，在2010年2月24日出版的第四期《涅槃周刊》刊登了《Google宣布退出中国大陆》的专题报道，以学生的视角分析了这件事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他们的理解，反复强调“信息渴望自由”。
第六期则以《“王” 的更迭——深中的前世今生》作为封面报道，讨论离职王铮校长与继任校长王占宝的教学理念之异同，以及由此给深中带来的影响。
第十期《涅槃周刊》公然以它的竞争对手《深中日报》为封面报道，题为：是“创举”还是“宣传工具”——了解深中日报。不过，其导语颇为克制地写道：“媒体的本职就是报道事实。外间对《深中日报》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希望这个专题可以让大家更加客观地了解《深中日报》和它背后的工作团队。”
陕西某女生在体育中考中猝死，《涅槃》便讨论“谁谋杀了体育中考”。“这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已经处于它的鼎盛时期。即使，大家都知道它是替代品；即使，大家都对凶手了然于心。”它写道：“但，在我们愤怒、质疑、困惑之后，留下的，是彻底的无奈。我们无法左右。创造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它试图以各种方式挽回，如‘阳光体育’运动的施行，却殊不知，这仅是雪上加霜。使雪球越滚越大。
他们还想说说校园爱情：“白衣胜雪、心无城府，活得潇洒坦荡的年纪，遇到一份也许暧昧不明、也许清晰明了的感情，体味年少轻狂时的敢爱敢恨，是种莫大的幸福吧。”
在最新的第二十五期上，他们深入“围观”了深圳大运会，提出：大运会，是否让深圳更美好？报道不仅讨论了大运会背景下的城市面子工程，也描述了运动动员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甚至用一整版刊登了一张贴在小区里的通知，上面集中反映出官方要求市民如何配合大运会，约束自己生活的案例。
文化专栏也被认为“很生猛”，一篇《墙》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它从古代的城墙说起，谈到了如今的网络，“那时的墙，有且只有两个用处，阻挡、界定……时至今日，人们衍生出第三种用法：局限于闭锁。”
这样的报道，并没有受到来自学校的压力，杂志正常出刊，稿件未受删节，以至于很多校外学生看后，不禁惊叹：“这杂志胆子真大。”
（小）动荡不安的深中
如今，《涅槃周刊》已经历了三任主编，并固定了用黑色图片作为封面的风格。编辑部保持了平均三十余人的规模。它有版权页，有卷首语，有勘误、广告、“信访办”，甚至还标明：稿件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杂志立场。
名为周刊，实则半月一期，有时一月。但他们努力保持每学期出8期、每学年推出16期的频次，年末会有一期特刊，偶而——比如愚人节——还会推出增刊。
不仅在深圳中学，他们还有数十位来自十几所外校的读者。考虑到内外有别，《涅槃》对他们收取更高的订阅费，而且还分团购价和零售价，不过，它善意地提醒订阅者，“可以通过选择邮递方式来平衡费用”。
尽管中国大部分媒体在议论所身处的制度时都会显得谨慎小心，但这份意在“凤凰涅槃，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学生媒体在报道其所处的教育体制时，却没有表现出丝毫退缩与谨慎，“独立、理性、客观、公正地记录正在动荡不安的深中，始终是我们的信条。”现任主编高久楣说。
动荡不安的深中，首当其冲，是其校内的各项改革。
第二期杂志在对校园游园会筹备的报道中，讨论了学生会的改革。由于旧时学生会庞大，下设很多部门，每个部门成员也有很多，因此造成了“人员庞大，体系臃肿”，“有些人干得少，有些人忙死”的现象。改革之后的社团活动方式，则象“有一块地皮，要公开（面向全社会）招标招人来盖楼”，每一个通过招标进来参与组织活动的人，都有足够的热情。
杂志一方面发出了支持精简学生会机构的声音，另一方面，又发出了对“学生校长助理小组”的质疑。这个小组本是在校长王铮的倡议下成立的，但后来事实上成了出国体系负责人江学勤——真正的校长助理——的助理，并导致人员严重流失，有名无实。
《涅槃》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首先是校方对“校长助理小组”的权责定位不明晰，其次是在人才选拔上的失误，第三是在具体工作过程中没有确定明确的程序和规则，导致“人治”大于“法治”，不仅使得校长助理小组工作混乱不堪，对于这个制度何去何从，也没人能给出答案。
2010年5月，适值又一年中考进行时，《涅槃周刊》推出了《2010中考招生——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专题报道，并明确指出：“新校长来了不久就告诉我们，下一届的学弟学妹的重点率要达到百分之八十，当我们思考公民素质教育和应试素质教育的优劣时，校长又告诉社会说觉得在一所重点率只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学校当校长对不起自己。”
学生们还讨论新校长治下班级制恢复、主修课选课制度取消以及再次高举“学术大旗”的意义，接替王铮任校长的王占宝坦言，自己很有“挫折感”。
在2010的年末特刊里，王占宝应邀撰文，描述作为校长在深圳中学的感受。他说，过去8年里，“深中的改革是建立在一个预设前提下，那就是过去的一切，都应该是被打破和被抛弃的，是应该被革命的”，“8年的变革，那种极端、革命式的变革，是不是教育改革的唯一途径？”
他把自己形容成“深中退烧阶段的校长，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只知道，我注定是一个过渡性校长。”
“我常常想，如果过去深中的变革培养的是这样一种精神和认知，即我们的模式就是全国最好，形成的东西一点也不能被修正，那么这种变革对于深中文化中最宝贵的自由与民主就具有深刻的破坏性……就是伪民主、伪自由。”追求自由民主，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他说，不能沦为“只是一群会投票的驴”。
最后他说，“我非常喜欢学生叫我宝哥，但我又是宝叔和宝师，我戏称为吉祥三宝，师生交往现在时髦的追求是‘广义上的平等’，但是我认为师生交往的核心价值是‘教育性’——促进学生发展，所以不应刻意追求‘称兄道弟’、‘很哥们’。”
时任主编罗亦龙亦在该期杂志上回应说，“希望您能将承诺落到实处。”
这期杂志一时间洛阳纸贵。一些老师和教育观察人士说，此文从侧面展现了深中师生的公民教育的深入。
（小）校园媒体日新
不管学生们如何对现行制度表达质疑，《涅槃周刊》仍然存活。这是王占宝校长的气度，也是深圳中学的气度。
但因为学校对学业的重视程度升温，学生们明显感到课余时间受限，“原来一周一期，现在变成3周一次，空余时间实在太少了”。高久楣，现任《涅槃周刊》主编略带抱怨地说。
一度，《涅槃周刊》成员们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联盟，于是有了深圳高中生纸质媒体联盟，下辖5所高中的校园媒体，包括深圳中学的《涅槃周刊》和《新深中》、深圳外国语学校的《缪斯》、深圳高级中学的《深视野》、实验中学的《尔言》和红岭中学的《消化》杂志等。遗憾的是，这个联盟如今名存实亡。
不过在深中内部，《涅槃周刊》依旧有很多盟友。
《Visionary》是唯一一份英文杂志。顾名思义，创办者期望成为“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梦想者。”主编钟维庭和市场部负责人许欣欣都是高二女生，这本杂志的特色是，设立了一位品牌营销代言人，是位身材娇小、相貌清秀的女生。这位“明星代言人”话不多，但在代表杂志出场时，始终保持亲和的微笑。
《思想界》杂志刚刚创刊几天。傅卓蕊、程琬婷和张了然三位同学，既是杂志的三位主编，又分别司职公共关系、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
程婉婷说，杂志的英文名是“forum”，意思是“古代智者辩论的地方，公开讨论的场所”。她觉得，当今很多学生太浮躁，没有批判和讨论的精神，所以希望提供一个平台，供大家公开讨论和辩论。傅卓蕊则说，“我们的定位是新锐和思考。”
为了杂志创刊，他们从7月份便开始筹备。创刊号发行前，他们还印刷了50本样刊，送给一些读者评测。
或许是为了与《涅槃周刊》相呼应，《思想界》完全不做深中本地新闻。创刊号的封面报道是《一个政权的消亡》，配着有些波普风格的卡扎菲头像，内文则是：《哈药六“宫”，真实的荒诞》、《我看中兴“沉浮几轮”》、《论财富差距悬殊之后》等。
除此之外，深中的学生媒体还有哲学思辨杂志《苇思》、翻译类杂志《NOVA monthly》等。
但学生们最喜爱的还是《涅槃周刊》，对这份他们自认为是学生代言人的杂志，他们有着近乎宗教般的敬仰。从某种程度上说，《涅槃周刊》与被王铮校长赋予“公共空间”寓意的校园咖啡馆，已成了深中学生的两个图腾。
这或许印证《涅槃周刊》在创刊初期表述的理念：“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并把‘ 认真’当做一种讽刺的时代，我们这帮人在认真地办着一份杂志，纵使有再多地人在说着‘认真，你就输了’这样的废话，我们依旧坚信，我们没有输。”
一位学生家长读过《涅槃周刊》后来信道：“读“涅槃”寥寥数笺，令处身士林的我感慨：弱冠之子，竟有这等胸怀和才气；省身自己环视周遭，科处干部也不过此。”
因言辞犀利、被学生们戏称为“真相帝”的深中语文老师王赫，看着《涅槃周刊》一点点成长起来，她评价说：“《涅槃周刊》是深中学生对公民社会的新闻自由、公民特质、平等观念、关注生活、服务社会等价值认同的集中体现。”
另一位语文教师邓海清则说：“作为老师，我很佩服这些学生。”
【对话】残雪：文字巫师
这是采访残雪组稿的第二篇，对话体。最终没能全文出现在某杂志。这里贴出原稿，与大家分享。
对话
残雪：文字巫师
文/本刊记者 刘炎迅
（小）从灵魂里挖掘到自然
记者：您的创作如何寻找那些故事和灵感？比如像一些作家那样采风？或者每天从报纸电视上的社会新闻发现灵感？
残雪：我从不像那样去找灵感，那都是些肤浅的做法。我只写我心灵深处的感受，我得天独厚，可以一直写到很老而不重复。
记者：您曾经说，中国文学的希望，就在还没有出名的那些年轻人里头，现在过了几年，您有没有发现这样的希望？
残雪：老实说希望还是很小。但也不是一点都没有，要有耐心。
记者：你说过，要使作品达到一个人性的高度，就必须先从自己的灵魂、精神通道开始，去挖掘。您从自己的灵魂里挖掘到了什么？
残雪：挖到了什么？挖到了自然！我现在的《吕芳诗小姐》不就已经同大自然相通了吗？那里面的人物都是大自然的儿女，有高度自我意识的精灵。我对他们非常有信心。
（小）“一流作家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记者：有些人觉得你的写作很怪，或者说独特，好像您自己也是认可的，怎么理解这种怪呢？到底是一种坚持，还是纯粹的心理需要和绝对自觉，自我迷恋呢？
残雪：我一点都不认为自己怪。那些高层次的国内外读者也不认为我怪，反而认为我是没被污染的儿童眼光，非常的纯净。
记者：最近几年，纯文学市场，陆续有些新杂志创刊，市场口碑和评论口碑都还不错，比如《天南》和《大方》等，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残雪：如果杂志能坚持下去，办出特色来，也许是今后纯文学的一条出路。困难在于好作品太少，国内文人都在退化，拿不出东西。
记者：还记得80年代那会，第一次看到卡夫卡的书是什么情景吗？会不会像是突然捡到一面镜子？
残雪：就是那种感觉，从那以来，我已经经历了长途跋涉。
记者：博尔赫斯对您影响很大，本质上有相同的地方，您自己怎么看？
残雪：一流作家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三）“彻底个人化的创新”
记者：你说但丁的《神曲》把他的宗教文学化了，其实从一个侧面来看，是他的文学被宗教化了，这里的宗教可以理解成一种内在的归宿，内心的东西，从这一点来看，您的创作是不是也可以被称为另一种“宗教”的展现？
残雪：我是不信宗教的，我认为只有艺术与哲学才能给心灵带来真正的自由。当然，艺术和哲学与宗教有某些重合之处，但并不是相等，而是相差太远，很多方面完全相反。这个问题在我和邓晓芒的对话中有详细探讨。
记者：生活中的邓小华和创作中的残雪，会有分裂吗？
残雪：我是能够将生活变成艺术的典型东方作家，我在两界来来往往，我的作品天衣无缝地描写了这种活动。
记者：在谈到高行健时候，你提到你不认可小说写作中的士大夫情调，认为那并无真正的个人创新，你说自己是“彻底个人化的”，那么“彻底个人化”中怎么创新？
残雪：他的作品是小儿科，观念陈旧。只有彻底个人化才能创新，这是艺术常识。
记者：对最近几个作家的新作怎么看？比如格非的《春尽江南》、王安忆的《天香》？
残雪：只看了格非的《春尽江南》。写得很差。除了通俗加模仿中国传统，他还有什么出路？愤青们就喜欢看这类糟糕的东西。我国的文化水平由于这些作家的引导在日益下降。王安忆的还没看。她近年的作品水准下降得不像话，大概做官做上了瘾吧。
（小）反叛到底
记者：您对西方文学的追捧远甚本土，有些评论人士觉得你带有对东方传统叙事趣味的歧视和偏见，您怎么看？
残雪：纯文学当然是西方的好，哲学也一样，比我们高几个档次。我们的文学和哲学里头有可以超越西方的元素，但元素只是元素，你如果不向人家学习，不努力实践，就永远低几个档次。我主张要虚心学习，逐渐产生对自己的文化的自我意识，将劣势变成优势，奋力超越西方。但在中国文坛这种调子没人爱听。
记者：你曾说过，不喜欢王安忆等人“希望建立一种文学界的秩序，来遏制市场化的影响。”现在还这么认为吗？会不会觉得张炜最近获得矛盾文学奖的《你在高原》里集中展现了这样的情绪？
残雪：对啊，我就是这个看法。现在的文坛太黑，远不及三、四十年代的风气。基本是封建那一套。
记者：怎么理解女性写作？你觉得你的小说是女性写作吗？
残雪：我不是女性写作，这种定位对残雪作品来说太不相称了。当然我的作品看得出是一个女人写的。
记者：你说“你经常写有优越感的女性角色，有时还有英雄主义的感觉，从潜意识出发来写作，这才有反叛到底。”反叛什么？为什么要反叛？您特殊方法的创造有没有更具体的语言来描述？
残雪：对于人类不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的反叛，这是所有艺术的共同主题。比如《五香街》中的X女士，还有其他那些角色，都在反叛。既反叛不合理的环境，也反叛自己身上的千年惰性。因为反叛，小说中的煤厂小伙和丈夫好友就住到路边的破棚子里去了。他们要让自己处于时刻不安的境地，逼迫自己去追求理想。还有吕芳诗小姐和琼姐这类危险女性，一心要追求爱情的极致，哪怕与死亡晤面也决不退缩。这只是两个浅显的例子。
（小）“深层关怀才是最宽广的关怀”
记者：你曾说过，凭直觉感到了彻底非理性的写作是最好的写作，长篇写作这样做不担心整体结构的破碎吗？“非理性”如何和谋篇布局协调？
残雪：你那是传统的、观念先行的看法。用辩证的眼光看，非理性就是理性，让思（诗）冲动自由发挥的作品才会具有深层结构。我的作品每一篇都具有严谨对称的深层结构，可惜国内能读到这个水平的读者不太多。
记者：你的写作，常有梦幻之感，你想“排除表面世界的干扰”，意义何在？不会出现某种逃避吗？
残雪：我的梦幻色彩决不是来自于做梦。我是理性高压之下的自由发挥。因为我们习惯了表面现象世界，所以对这种艺术自由中的本质世界就会感到像梦幻一样把握不了，更无法深入，读残雪的作品需要操练，要看很多现代艺术以提高阅读能力。很多读者读出了残雪作品里面那种向死而生的勇气。
记者：“深层关怀”的企图，离不开你内心的影响，会不会真如一些评论家所说，限于某种局限？
残雪：深层关怀才是最宽广的关怀，是艺术家的职责。我从未回避这种责任感。
记者：有人说你和萨特一样，是一个哲学家在写小说，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残雪：应该说是一个有哲学底蕴的人在写小说，写评论。30多年里头，我一直在顶极艺术的哲学氛围里游来游去。我认为我评论过的这些西方顶极艺术家，他们的哲学（用艺术建立的）已经早就走到了西方经典哲学家的前面，而我深受他们的影响，一直努力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记者：您曾说过，潜意识写作让人上瘾，没有退路，只要一退，就全盘崩溃。那么潜意识写作是一种正确的写作吗？为何没有退路？一退就崩溃是否暗示着你创作行为本身的某些脆弱？
残雪：潜意识写作是难度最高的写作。只有那些内心极为丰富又有很深的哲学底蕴的艺术家可以从事这种写作。我怎么会退？我根本就不会退，也不会崩溃。这也是国内外不少同行对我的评价。我会写到很老，然后慢慢按自然规律停下来。你们都看得到。
（小）此案与彼岸
记者：对于曾经像你一样的这类作家的转型，为什么持那么强烈的批评态度？比如她批评格非的转型 是江郎才尽？
残雪：“转型”这个词太荒谬了，都是国内那些很差的批评家捣鼓的。有天分，有话要说就写，江郎才尽了就歇菜。中国文人最不老实，总要为自己的堕落和混日子、混名声找借口。
记者：近年，您对国内很多作家持评判态度，有些人认为是文坛红卫兵，难道您不认为写作是一个民主的事情吗？有人说你这是偏执，你怎么回应？
残雪：那么，你认为什么叫民主？各抒己见，吵吵闹闹就不是民主？要搞封建把头一手遮天，造出和谐假象，集体出动，众口一词才是民主？平时有人来采访我就出于责任感批评几句。但绝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忙我自己的工作，忙不过来。
记者：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和介入怎么看？这次的长篇涉及的背景是很当下的，小姐生意等等。
残雪：如果一个作家愿意写那种关注社会的文学，当然也很好。我这种文学不是涉及当下和社会的。你看到的小姐啊，夜总会啊之类的描写都不是当下，是我营造的艺术世界。我要在这部长篇里将此岸与彼岸变成一个东西，所以读起来会有亲切感，就仿佛我在描写表层社会一样，但又根本不是。我想这是我作为一个东方作家的独特视角吧。是我们的农耕文化造成了我小说中美丽的新农耕文化的自然生态吧。
残雪：“请注意购买”
【原创首发】
这是我最近采访残雪的报道的第一篇。原文。版权所有，若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与我联系。
过几天会有一个稍短的删节版刊发在某杂志上。
文/本刊记者 刘炎迅
有两个经典的文学开头属于她。
一个是：“追捧，或者厌恶？这是个问题。”另一个是：“这是最美好的文字，这是最糟糕的创作；这是智慧的呈现，这是愚昧的噱头；这是信仰之人，这是怀疑恶徒。”
这些话，流传于网络，被“雪黑”或者“雪蜜”各自表述。这里的“雪”，就是作家残雪。
不少文学评论家说，残雪几乎是当下最富争议的作家。
很多人觉得，残雪是一个特别自我的人，在她的字典里，没有“谦虚”二字。首先，在她眼里，当今文坛，鲜有作家能入其法眼。其次，在她眼里，自己是最与众不同的，最牛掰的。
她对自己的创作，从来都相当自信，好不掩饰对自己的推崇，她首先将自己看做自己的偶像。
最近，她出了一本新长篇小说《吕芳诗小姐》，她直言不讳的说：“这本书是我空前的高峰，我非常满意。我是第一个在“两岸”来来往往的作家，别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而她的成名作《五香街》也于近日再版，此外，她与哲学家哥哥邓晓芒的探讨哲学的对话集，也即将出版，一时间，沉寂有些时日的残雪就像许多年前那样，再一次在人们眼前掀起一阵旋风。
（一）“山坡上的城堡”
长篇小说《吕芳诗小姐》，写了一个性工作者与地毯商人的故事。
“灵感来自于哪里？您想讲个怎么样的故事？”当被这样问及时，残雪说：“不客气地说，你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太老旧了。像我这样的实验小说从来不会从书本或生活中去产生一个灵感，然后根据灵感讲一个故事。那是现实主义才那样搞。”
书中她不断提到新疆，那是曾老六的“疗伤的地方”，也是吕芳诗小姐眼中的“温柔之乡”。而在残雪眼中，“新疆”是“一种理念之乡吧。淫浸在世俗中的心灵常会有超脱和升华的冲动。”
小说中，闹市区里的公寓楼取名“公墓”，也显得怪诞连连，意象复杂，她是否有意识在构建一个象征，类似卡夫卡城堡那样的东西？
对此，残雪说：“我的‘城堡’不是建在山坡上，他就夹杂在世俗里头，这大概是残雪超越前辈之处吧。”
说“残雪”如何如何时，她是现实中的“邓小华”，那是她的本名，她仿佛一个旁观者，毫无顾忌的说着残雪和残雪的小说。
“我不像西方人那样需要一个彼岸。而是此岸与彼岸都在一个灵魂之中，我就是自然，比西方人更有张力。”
很多读者看完后觉得，这本书里的人物，就像活在梦里那样，似真似幻，被认为是延续了她一以贯之的魔幻风格。
不过，她说，这本书是全新的。最大的超越在于将此岸与彼岸完全统一起来了。
“其中的情感当然是残雪从日常生活中升华出来的，但描述的手法可说是独一无二。至今我还没看到哪个西方作家像我这样写这种作品，国内更没有。这部作品有大彻大悟，上了一个新台阶的景象。”
这本长篇，出版时没有做太多宣传，显得很低调，但她并不担心市场压力，“你到网上查一下就知道，残雪的作品总是卖得出去的。”
这本书同时也是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受市委宣传部的委托资助一批项目之一。但残雪说，那资助同她没关系，“我和出版社的合同与以往没有任何区别，我拿版税。”
最近再版《五香街》，让一些评论家担心，现在的社会变化了很多，会不会有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现在年轻人很多对残雪都不太熟悉，他们更愿意看轻松有趣的叙事。
残雪对此很有信心，她说：“告诉你一个消息，《五香街》不久前在瑞典文化界又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他们是看的耶鲁大学的英文版，称该长篇为‘伟大的小说’。有一个出版社现在正在筹备出瑞典文版，已和我联系，我很高兴。”
有些读者将其看做通俗幽默的小说来看，残雪自己说这是一本深奥的实验小说，“读者嘛，随他们去读。但我心底里希望出现高层次的读者。这样的读者，将我这类文学不看作写别人，而看作写自己。希望读者读出自审与自嘲，从中获得高级精神享受。”
即将出版的对话集，是她和哥哥邓晓芒（康德、黑格尔专家，武大、华中科技大教授）30几万字的对话，书名叫做《于天上看见深渊——新经典文学对谈录》，谈话围绕她多年创作中的哲学底蕴展开，进行文学与哲学之间最深层次的沟通。
“我将我的文学称之为新经典文学，因为我反对西方后现代的某些观点，主张发扬西方经典（文学与哲学）的精神，并依仗我们东方文化的底蕴的优势，通过全新的创造去超越西方经典。这本对话还没完，明年将由作家出版集团出第二本。第二本是结合文学实践谈康德与黑格尔，对话已经完成，目前正在整理对话录音。”残雪说。
（二）“寻找同谋者”
她并不擅长使用网络，博客也是几个月前，为了配合新书运作新开的，但至今只写了7篇，贴了两篇旧作，还有一个文学对话。
最新的两篇，她推荐自己今年新出的两本，用了下面的两个句子：
一个是：“精彩对话！今年出版第一集，明年出版第二集。注意购买。”
一个是：“《吕芳诗小姐》即将上市，是残雪最精彩的长篇，超越所有的前辈！”
简洁明了，没有多余你的讨巧之言。这样的态度，让“雪蜜”们痴迷，“她就是文学界的王菲，只做自己，不迎奉任何人。”有人在网上留言说，残雪的做派。像极了那些故作冷酷的摇滚歌手，“越臭着张脸，越让你着迷，要的就是这劲儿。”
而对于“雪黑”，“这都什么玩意儿。”这些追着骂残雪、损残雪的人，常被“雪蜜”们嘲笑和调侃：“不喜欢你可以不看，何必还执著于此呢？”
有人觉得，唐伯虎那句诗俨然为残雪定做的，那就是：“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即便是最资深的“雪蜜”，也会说，残雪的书看不懂。
“看不懂”正是残雪的最大特点，这一点，她自己毫不讳言。她说看她的小说，“必须努力”，“用大力气开动脑筋，否则根本进不去。”
“我的写作是发出信息和邀请，希望找到同谋者，一起来创作。”
她觉得应该引导读者。她说，现代主义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作者是可以引导读者的。外国开画展就有作者拿根棍子站在旁边引导观众。
“作者作为自己的读者，有某种优势，这在国外纯文学界已经是常识。”她说。
所以她会去写文学评论，去写卡夫卡，博尔赫斯和但丁等人的文学世界和执着的特殊趣味，她想以此让读者进一步理解她。因为，她和卡夫卡、博尔赫斯、但丁等人是一致的。
此外，她在53岁时，还写了一本30万字的自传，取了个名字叫做《趋光运动》，她说，“文学的创作过程就是一场趋光运动，我不过是延续了幼儿时期的本能。”
写自传的目的，也是另一种引导读者。她坦言自传是浅显直白的，看不懂她小说的人，可以来看看她自传。
如今，残雪住在北京金榜园的家里，几乎不出门。这里的“出门”，是说“不想过多与外界打交道”，听到有人说她“自闭”，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不出门并不等于自我封闭，那些人的观念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
大多数时候，她闷在家里写作，看书，也会出去跑步。除了写作，每天残雪会用4个小时读黑格尔，“还要搞英语，短期计划是不断发表小说与评论，七、八年之后要写一本艺术哲学。”
跑步让她身体强健，这有助于她写作。“每天早上去跑步，然后精神最好的时候，坐在桌子面前，就自动地来写，写一个多小时，没有痛苦，暂时我还灵感充沛。”
“只是每天要写之前有点惶惑，担心写不出来，一写出来就快乐了。”残雪说。
（三）“自动写作”
1966年，残雪还被称为邓小华，她小学毕业后，闷在家里看父亲的哲学书，哪也不想去，在学校里，她受够了同学们的嘲讽和歧视，这一方面来自于她的不合群，另一方来自当时特殊的时代，她父亲一度被打成右派。
后来长大一点，她在街道一家工厂干了十年，跟一帮老婆婆们，做车工钳工。1978年结婚生子，父亲的右派帽子也摘掉了，但家里的日子依然没有太多好转。邓小华生了孩子后，又去了中学做代课老师，教英文。一年后，她觉得应该更独立一些，于是开始搞缝纫，给人家做衣服，一直干到1990年。
这期间，她已经在1983年开始写《黄泥街》，开始用残雪这个名字，她解释“残雪”这个笔名：“有独立个性，拒绝融化，也可以说是踩得很脏的雪。”
1985年《黄泥街》完成，最初想写一个类似萧红的《呼兰河传》那样的东西，开始的愿望是向外的。
有一天，“我发现我写下的句子自己无法预料，也不能理解了，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在控制我手中的笔。然而无端的觉得，那才是我真正要写的东西。”
她反复强调，自己的“自动写作”是一种天赋。
有读者忍不住说，“残雪与其说在写作，不如说在施展巫术。”
她说，自动写作就是一种原始冲动，跑完步回来，神清气爽，脑袋空空，坐在桌边就写，即不构思也不修改，“用祖先留给我的丰富的潜意识宝藏来搞‘巫术’。”
有人甚至说她是“乱写”。
这让残雪不能接受，她一如既往的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快：“我给你一张纸，一支笔，你来乱写，看写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她说，“自动写作”是“有逻辑有结构的。不被理性控制，又被理性控制，那里面的东西很神秘，用强力的理性来控制自己在那种无意识的状态，白日梦。”
在她看来，写作就是一种情绪，“长篇就是大点儿的情绪，短篇就小一点”。
在残雪的叙事中，有几个关键词不能绕开：“表层”和“深层”，“内部”和“外部”，以及“灵魂”。
她说，“我的写作是灵魂里面闹革命。”
她坦言，从不构思，写长篇时，她每天也会写短篇，写到一定的时候，突然感到很有激情，或者身体特别好之时，就有了写长篇的冲动。
“人的潜意识，或者叫做灵魂，是有结构的，我只要真正做到自动写作，写出来那些不能理解的东西它里面就一定有结构。”
所有外部的所谓‘题材’，我都可以拿来写，不局限哪一类，但它只是工具。就像《吕芳诗小姐》里，看似在写性工作者，写表面，其实是在阐释内部。
她执着于内部的，灵魂的书写。灵魂的维度一般人感觉不到，就像对空气中的湿度，残雪会比一般人敏感很多倍，她怕湿，很早就从湿润的南方搬来北京定居，如今家里还放着抽湿机，她有风湿。
她坦言以前特别爱跟世俗计较，如今不再这样，创作让他不断压缩自己的世俗生活，最后退到只有她和丈夫两个人的世界。
“我原本是很世俗的，不是还做衣服嘛。”
她说，“我是一个爱世俗爱到狂热的人，但世俗又令我憎恨自己，所以我必须通过升华到另一个世界来实现我的世俗之爱。”
“所有真正的艺术家都是我这样的吧。”
（一篇旧作）从来京城客 至今未进门
（一篇旧作）从来京城客 至今未进门
2011年11月06日 12:10
看到最近又在说起外地在京人员的子女上学高考的话题，不禁让人心酸，这样的故事已经重复了很多年，什么时候是一个头呢？
我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刚才搜索了一下，居然几乎绝迹于网络。
转帖之。
一份争取北京市民待遇的建议书
-本刊记者/刘炎迅
建议书提出把新市民按居住期限划分为三个阶段赋予不同的北京市民权利，在京居住10年以上的新市民应享受所有的北京市民待遇
“我和这座城市，永远在两条平行线上，可以无限靠近，却无法融合。”小苏坐在租住的小屋阳台上，望着北京南三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如同一位落魄的吟唱诗人。
小苏是一名电脑程序员，在北京生活了5年。他只是所谓的600万“北京新市民”中的普通一员，他们在北京长期工作、生活，一直被视为“暂住人口”。
近年来，以同城待遇为指向的居住制度改革呼声日高。2008年8月28日，公益律师李方平和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向北京市政府提交了一份7000余字的《公民建议书》。这份《公民建议书》提出，把新市民按居住期限划分为三个阶段赋予不同的北京市民权利，在京居住10年以上的新市民应享受所有的北京市民待遇。
落户之难
李方平是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不是北京人，但已经在北京居住10年之久。
“一般人想将户口迁入京城，不得不面临一系列严格甚至苛刻的约束和限制。”李方平说。除升学、工作调动等理由以外，依据现有政策法规，只有四类情形新市民可以迁入户口而完全享受北京市民待遇。
“看看这几条吧，一般人就会却步了。”李方平苦笑着说，“第一条，是在北京连续3年每年纳税达到80万元，或者近3年纳税总额达到300万元的私营企业主。”
李方平下意识地轻轻抖了抖手中的材料，“这还不是要求最高的。”
“如果你是一名国际、国内文化艺术名人、名家和民族传统艺术专家、体育明星，才有资格落户北京。”
“第三类离布衣百姓就更远了。凡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各类金融机构在京注册的总部的董事长、常务副董事长、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在京注册的地区总部、结算中心和营销中心的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将可获准领取北京户口，享受市民待遇。”
“你若想搭上最后一类规定的班车，就得是在国外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或获得国外研究生学历的留学人员。”
“有多少人真正符合此标准呢？绝大多数的北京新市民无论你在北京工作、生活多久，永远只能‘暂住’。”
不同待遇
“现行北京新市民居住制度的主要弊端，可以分为户籍制度本身的弊端以及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歧视性制度。”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对《新世纪周刊》说。
在胡星斗看来，户籍制度原本只是人口信息的登记管理制度，实际操作中，户籍制度本身的弊端主要体现为户籍迁移条件的过分苛刻，导致北京新市民普遍的人户分离，在计划生育管理、申领身份证、护照、办理结婚登记等方面增加了很多额外负担。
“其实尤为严重的，是其他附加制度使得北京户籍市民和北京新市民之间在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各个方面造成长期难以抚平的差别待遇。”胡星斗说。
据胡星斗介绍，北京市对北京新市民的市民待遇加以限制的地方法规和规章至少有10部之多，在上呈给北京市政府的《公民建议书》中，他列举了这类地方法规规章。
“那些来到北京闯事业的人，几乎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他们无法参与这座城市的政治选举，权利在这里遭到稀释。”胡星斗说。2005年5月20日修正的《北京市区、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规定：“户口在外省市现居住在本市的人员，一般应当在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不能回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的，由本人提供户口所在地出具的选民资格证明，也可以在现居住地进行登记”。
北京新市民要参加选举必须先回户口所在地取得选民资格证明，暂且不说证明怎么开法、能不能开到，仅来回时间、精力、旅费就使绝大多数新市民打消了参选念头。被迫放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无形中也丧失了对北京公共事务的话语权。
除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外，一些福利待遇也与户籍捆绑在一起。比如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廉租房，受益对象基本都只限于拥有北京城市户口的人。其他社保如医保、失业保险等，北京新市民都不能享受到同等待遇。
另外，新市民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新市民子女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入学手续繁琐、就近上学困难、额外缴费问题(借读费或强制赞助费)还是没有根本上的改变。“目前，北京新市民子女在义务阶段以外的学前、高中、中职教育、高等教育的法律规范几近一片空白。”胡星斗说，由于中职教育和高等教育实施严格的户籍登记地的报考原则，北京新市民子女即便在北京出生、长大也无法以北京生源身份接受中职教育和高等教育。
居住制度改革期待
“如果北京现行居住制度维持不变，新市民承受的差别待遇将继续存在并进一步代际继承。”李方平律师说，新市民作为北京市民的一员，同等履行市民义务。
“比如纳税，每一个身在北京的外地人，几乎都要纳税，这些税钱，难道没有支持到北京市的城市建设中吗？”李方平认为，北京的公共政策当然不能忽视或漠视他们期待得到社会认同、尊重、平等相待的热切渴望。
胡星斗教授认为，现实生活中，由于政策滞后和制度缺失，新市民要实现同城待遇是那样的可欲不可求。
“居住制度改革就是要用制度公平来拉近、弥合，最终消除新市民的差别待遇。”胡星斗说，千头万绪的新市民居住制度已经积弊多年，越是延后，改革的难度也越大。
为了北京市政府更好地进行决策，李方平和胡星斗在《公民建议书》中提出了居住制度改革的思路，他们认为，居住制度改革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把户籍制度中人口流动信息登记职能和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经济福利等权利分开，确立户籍自愿流动登记制度。
“北京市居住制度改革可以借鉴美国社会安全号码制度，建立一种利益诱导型而非治安防控型的社会管理体制。”在《公民建议书》中，李方平和胡星斗如此说道。
新市民的居住登记应该与其今后享受公立教育、公共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等社会公共品供给有机结合起来。
李方平说：“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统一启用一人一号、长期有效并可实现电脑联网的‘北京新市民居住及社会保障卡’ ，申领范围为在北京居住超过半年以上并满16周岁的北京新市民。”
他认为，居住及社会保障卡可以动态地记载持卡人申报的身份信息、居住现状、联络方式、婚姻状态、教育履历、家庭构成的基本信息，以及银行、税务、公安联网的信用、纳税、违法违章记录，以上信息只是作为相应的职能或银行机构对口查询的公民隐私信息，北京市政府应该同时立法保护此类隐私信息在非法定条件下不被泄漏。
《公民建议书》认为，通过这些动态信息，可以记录新市民及其未成年子女在北京的居住时间和状况。在微观的制度设计中，可以根据新市民及其未成年子女在北京居住时间的长短，分阶段地接轨享受同城待遇。
上呈建议书
《公民建议书》提出居住制度改革的第二步是根据现实情况逐步确立新市民福利享有制度。把新市民按居住期限划分为三个阶段赋予不同的北京市民权利。
据李方平和胡星斗介绍，根据2007年10月北京社科院披露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九成以上的流动人口在京居留半年以上，五成在北京居住5年以上，平均来京时间接近6年，举家迁移的比例超过四成。北京市计生系统发布的数据也显示：北京新生儿六成是流动人口所生。
如何因应新市民由于长期居住必然衍生的社会、经济、政治权利的日益迫切的诉求，李方平和胡星斗在《公民建议书》中建议在微观制度设计上把新市民按居住期限划分为三个阶段赋予不同的北京市民权利：“一、居住六个月以上至三年为“ 短期居住”，赋予部分市民权利；二、居住三年以上为长期居住，赋予更多的市民权利；三、居住十年以上视为永久居住可以同享所有市民待遇。”
“这样一来，才真正能激励每一个在京创业的人，让他们更好地服务和建设这座城市，这是个双赢的局面，政府应该好好考虑了。”李方平说，一个现代的城市首先要开放和包容，让每一个在此生存的人享受到公平合理的制度保护，权利得以伸张。
“这并非只是人本主义思想的简单期盼，更是一座城市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社会繁荣稳定的必要条件。”李方平说，《公民建议书》已经成功上呈给北京市政府，“相信很快上边就会有回复了”。
报纸、幺蛾子和青年
文/北柳无风
老实说，写下这个题目后的几秒钟内，我仍然不知道该用怎样的结构去叙述这件事情。
首先，它显得微不足道。在每天碌碌无为的时光里，它连碌碌无为的劲头都不够。其次，它来去匆匆，过程太短，比昙花一现还短，很明显，我这是在夸张，夸张的目的也显而易见，不过为了做些渲染，就像很多悬疑侦探小说那样，在主角出场前，必须让他先hold住，hold到一定的时候，故事早已经被渲染的天花乱坠，这时，读者往往就会形成泾渭分明的两个派别，一派将书摔倒墙角，啐上一口饱满多汁的口水，然后骂上一句穿越几辈子的脏话，操你大爷，这是要说啥？一派则老实巴交的继续保持自己的淡定，说是淡定，也可以说是无所谓。这派的最大特点就是无所谓，管你说啥，我不过是消磨时间，怎么过不是过呢。操你大爷，你爱说啥说啥，想咋说咋说。
所以我打算尽快开始讲述这个故事。免得无论如何，都会被骂上几句，你丫的！
故事发生在这个下午，窗外阴沉沉的，锅盖一般的乌云越压越低，大有吹库拉想横扫一切的意思，好在雨水还运，就像个小脚太太，慢腾腾的跟在后面，被拉开好远。
但是再远的距离也会有走过来的时候，所以，那时那刻的情景，让人忍不住的焦虑和紧张。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那个当口，后来发挥作用的废报纸还被卷着收藏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信封被粗暴的撕开，躺在堆满书本的红色旧沙发上。
乱七八糟的沙发上，这个信封鼓鼓嚷嚷，让人一眼就能识别出来，然后产生匪夷所思的联想。总觉得这里面藏着石破惊天的秘密。其实呢，就是一堆废报纸，千里迢迢的从一座小城邮寄过来。刚拿到手的时候，我也有种莫名的疑惑，究竟是什么呢？
可是打开来看之后，就感到失望之极，不过是一堆旧报纸，完全相同的一份报纸，一连五份，就像罐头一般被压缩在信封里。
当我为无端收到一信封相同的5份报纸的时候，那个幺蛾子，已经在我不远之处飞舞了。
幺蛾子是个大块头，当它挥舞着一对硕大的翅膀在我耳边呼啸而过时，我着实惊慌了一下，大概0.5秒之后，我发现了它，它刚刚结束完对我的飞舞调戏之后，正在调整自己的飞行姿势，在我眼前30公分的半空盘旋，丫那样子看着就让人很纠结，说不上来是厌恶还是惊喜。
在这个沉闷的下午，我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已经足够久，已经开始慢慢起了腻味，所以幺蛾子的到来，怎么说也是让人愉快的，愉快的另一层意思是，变化，这个下午，原来乏善可陈的趣味，开始变得不一样。
但愉快的同时，还是有些厌恶的，毕竟当他呼啸而过时，我正在聚精会神的看着那叠废报纸，完全被蒲扇般的翅膀震颤的声音吓了一跳。当时我脑子一懵，眼前一黑，差点跌倒在沙发上，在我没有完全失去控制前的0.3秒里，我的脑子飞快的转动着，想到了飞跃太平洋跑到珍珠港上空丢炸弹的日本战机。
………… …………
幺蛾子悬停在半空，望着眼前这个满头乱发有些邋遢的年轻人，他此刻正丢下报纸，从椅子上站起来，很明显，他受了惊吓，双眼圆睁，仔细看貌似还有血丝，那可能是他晚上睡眠不好多梦的缘故吧。
他怒目而视，目光里却不是完全的凶恶，似乎还带有一些柔情和惬意，这不免让我感到迷惑，我是一只幺蛾子，老实说，刚才要不是走神，是绝不会以那种失态的姿势从他耳边飞过的，多亏我身手还是敏捷的，在那最危险的一刻，扭转身体，没有撞到他耳朵根子上。
耳朵根子可能是人体比较柔软的地方之一，但是即便如此，我那样冒里冒失的撞过去，肯定要伤经动骨，损了这对翅膀不说，折了任何一只手脚，都不是吃素的。对于一只幺蛾子来说，任何的损伤都可能是致命的。
秋天越来越深，再刮几阵风，冬天也就要来了。树上的叶子黄的入土一般死气沉沉，冷风四处漫游，像个无所事事的流浪汉。
这是个让人突生迟暮感的季节。对于一只幺蛾子来说，这事儿有点糟糕。我的使命相当简单，交配。没错，就是交配。当我从一只软乎乎的虫蛹变成一只蛾子，这个使命就踏上了征程。那不过是我的一个新的开始，我长出一对翅膀，大出原来的身体好几倍，然后我变得自由起来，我挥动翅膀，慢慢熟悉煽动空气的感觉，那种如同水纹扩散的绵密的冲击波，将我的身子荡来荡去，起初我是不能适应从高空滑翔着鸟瞰一切，我蛰伏太久，整天栖居在那截桦树树枝上，偶尔从树枝的一头爬上另一端，就已经是一次远足。如今突然就这样肆无忌惮的鸟瞰一切，简直太奢侈了。
我不敢想象，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我不知疲倦的飞舞着，没有目的，没有约束，没有计划，完全发泄着这对翅膀带来的巨大的荷尔蒙的冲动。
然后，我迷路了。我说过，我不习惯长途跋涉，飞得太远，我已经忘记来时的路。
当我开动脑筋思考自己来自哪里时，我失控了，我忘记了煽动翅膀。那一刻我回到了虫蛹时代的姿态，我忘记自己还有一对翅膀需要去指挥。就那一刻，我急速下坠，不由自主的感到死亡的恐惧。
大概下坠了0.04秒，我奋起展翅，终于让自己悬停下来。于是，我这时才发现，自己正在一张红色的旧沙发上空，那上面乱糟糟的，堆着书和报纸，还有其他说不上名字的垃圾。
那个牛皮信封就横在其中，我一眼就看到了。我并不像骗人，我并不是个知书达理的蛾子，尽管我长着翅膀，已经飞过一些地方，那也只不过是一次仓皇无措的旅行。我还是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不过，很明显，那个牛皮信封吸引了我。准确的说，还有挤在里面的那叠废报纸。
………… …………
5张完全一样的面孔，挤在一个屁大点的地方，一个牛皮信封里，怎么说都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事情。再说，刚才我被那个年轻人重重的摔倒沙发上，这种毫无顾忌的抛弃，让人实在生厌。
没错，我就是那5分之一。一份已经过期的报纸。我来自一个江南小城，在那里，我被印刷出来，然后和另外4个孪生兄弟一起，被一只年轻的大手卷起来，塞进了信封。我可以明白无误的告诉你，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发言权，没人在乎我的想法，事实上，我是有些体面的话要说，尽管多数只是假装表个态，但是，在那一刻，我只不过像一只路边的野生艾草，被拔起来，甩掉泥土，不管死活。
其实我的生命是一个难以言说的过程，首先，我的诞生是含糊其辞的。与我个人而言，纪念方式有很多种，如果你不认为我是在吹牛，我可以说，我的生命就像这个世界上高山林线之上的冰雪，无所谓开始和终结，它很早就在那存在着，很早很早，早得没有一个开头。
通俗一点说吧，足够早的存在其实是指的参与创造这份报纸的所有年轻人的内心，他们拥有很多不同的内心，五光十色，各不相同，在我还不是报纸的时候的生命里，我就存在于这些内心之中。
这些年轻人的内心啊，真是光怪陆离，不可名状，但我从来不管那么多，我只需要等待，等待自己的出生，好吧，既然说到出生，我必须说关于我生命的第二种开始的说法。
我的生命开始的第二种描述，就比较简单明了了，只要机器开动起来，我就会从那些沾满幽默的铁器中滑出来，一层一层，我的不同的孪生，彼此相叠，陆续面世。
但对于我自己而言，这种出生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死亡也就不远了。
我的生命很短，只有一天。之后的日子，我其实已经死了，没人真正会关心我。但我又没死。我还是告诉你，就跟我的生一样，我的死也有几种不同的表述，第一种我已经说了，概括起来就四个字，晨生暮死。
怎么样，很短吧，但这么短的时间，有时就像一次打了鸡血的公牛顶开摇了很久的啤酒桶，有时只能像一次毫无起眼的早泄。
好吧，我还是说吧，第二种表述的死亡，其实伴随着肉体存在的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人来将我撕掉烧掉卖掉丢进水沟丢进粪坑。那样我就算死球了，你看不见我了。我也看不见自己了。
另外还有一个表述，也是吹牛逼的表述是，我可以永远不死，除非世界终结。因为我这份报纸上的消息，可以流传很久很久，被人记住，那么我就永远不死，死亡在人们彼此相传的内心里，是绝缘的。
不过，必须说一句，这样的可能并不多。
要说我吸引了幺蛾子，那纯属造谣，我从始自终就那么淡定，没有主动挑逗，至于它会失控，忘记自己的翅膀，完全是咎由自取。
它是一只想入非非的幺蛾子。
………… …………
在几天前，当报纸还有那一天的生命的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被塞进信封后，会被邮寄到几千里之外的地方，在一个没有电灯，窗外阴郁城城的屋子里，与一只三心二意的幺蛾子邂逅。
说是邂逅，那或许不太准确，应该是遭遇。
遭遇这个词儿在这里太传神了。他们相遇时候彼此都挺糟糕的。一个刚刚经历抛弃，一个刚刚体会死亡。
但更糟的事情即将上演。
这都怪那个青年。故事讲到这里，真正的主角该有所表演了。那个青年，他被幺蛾子吓着，甩开报纸的这么一个青年，决定所有动作。
他的屋子里很久以来未见到这么肆无忌惮的东西，它的到来莽撞无知，不管不顾的横冲直撞，完全具备了一个入侵者该有的丑恶嘴脸。所以，青年决定，消灭它。是的，那只幺蛾子。它该死。
青年抓起报纸，作为武器，出征了。在此之前，他犹豫了几秒钟，目光环视了屋子，想找一件趁手的武器，但是，没有找到，最后选择报纸，其实有点无奈之举的意思。
报纸被卷起来，像一个大棒，坚挺着。
目标，幺蛾子。
幺蛾子一点不傻，但此刻还是被大棒一般的报纸和野兽一般的青年吓坏了，它寻找有亮光的地方飞去，却一头撞在了紧闭的玻璃窗上。它挣扎着贴在玻璃上，煽动翅膀，它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片空气飞不过去。
它完全不知道，还有一种东西叫做玻璃窗。紧闭的玻璃窗。
青年举着报纸，一步一步逼近蠢头蠢脑撞玻璃的幺蛾子，收获着猎手成功的快感，但突然又生出丝丝不忍，他突然收住杀心。
尽管他已经拿着报纸砸向了躲进窗框凹槽里的幺蛾子。一下，两下。幺蛾子一动不动，趴在那里，那个凹槽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报纸虽然砸的碰碰作响，但对于幺蛾子来说，只不过掀起巨浪般的恐惧而已。
真正感到受罚的，倒是报纸。很显然，作为一份不远千里而来的已经作废的报纸，首先困惑的是在这里会有这么一遭，而此刻的战斗，已经说不清，是谁想置谁于死地了。
反正，废报纸感到很不是滋味。命运弄人啊。
青年是完全不会明白报纸在想什么的，他把它攥在手里，那么紧密的关系，其实没有半点亲近的意味。对于他而来，那不过是一张报纸，过期的废报纸。
此刻，它是猎杀幺蛾子的工具。
但青年最后明确了自己的想法，他缓缓打开玻璃窗，拿着报纸轻轻的去挑幺蛾子的身体，只那么轻轻一下，就将幺蛾子弹出了窗外。
幺蛾子还活着，它煽动翅膀，远走高飞。
青年望着窗外雾气蔼蔼，雨水还是未来，但幺蛾子已经不见踪影。手里攥着的报纸，有些汗津津的感觉，敲打的部分，也有些烂了。它更像一张废报纸了。
然后，他将它，丢进了垃圾桶里。
嫁富一梦
（此为原稿，见刊稿请见http://news.ifeng.com/society/2/detail_2011_08/19/8543516_0.shtml）
文 刘炎迅
大同村的阿米，年纪轻轻，每日的工作就是送液化气罐，这是她和父亲的营生之道。在她那个海边渔村，日子过的平淡如水，闲暇之余，她也会找个半仙算一算自己的姻缘，当对方告诉她将来会嫁个有钱人时候，穷姑娘觉得这个笑话烂透了。
渔村，液化气罐，自行车，送货，这些关键词连接起来的生活，与富贵如同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有钱人就像天边的云彩。
好在，阿米的人生是在电影里展开的，这部《嫁个有钱人》的电影用它的片名直白的告诉我们，传奇终会开始。
于是，从天而降了一本《玻璃鞋》，这是个泡富秘籍，五花八门的手段让你能迅速俘获一个有钱人的心。
现实中和阿米一样的姑娘们，自然不会有如此天降奇书的传奇，要想嫁个有钱人，该怎么办？一直以来，这并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不过，总有些人愿意向宿命挑战，前不久在北京，一家名为“德育女学馆”的教育机构，试图提供这样一本秘籍，他们开设了一堂课程，教你如何嫁个有钱人。
就像从天而降的玻璃鞋，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贬褒莫衷一是。
前不久，婚姻法最新解释出台，一些人又调侃说：“嫁给有钱人就不合算了，房产归买房者所有了。”
但很显然，越来越多出现的案例显示着，“上流的梦”并没有在那些女孩脑袋里消逝。
（一）玻璃鞋
“玻璃鞋”的典故出自《灰姑娘》，出生贫寒的灰姑娘最终嫁给了一个绝对的有钱人——城堡里的王子。
据说，类似的童话在世界各地有不下于1500种不同的许是版本。百度百科中说，在中国56个民族及一些已消亡融合的民族里也有不少类似的传说，被记录保存至今的异文故事就有72篇，可见千百年来人们对“灰姑娘”的现象都存在难以割舍的情结。
胡润研究院和群邑智库4月12日联合发布年度报告称，中国千万富豪达96万人，相比去年增长9.7%，其中包括6万个亿万富豪，比去年增长9.1%。
对于一心想嫁个有钱人的姑娘们来说，这真是个好消息，他们看到的可不是一个个枯燥的数字，而是一张张富裕的脸。
邵童是德育女学馆的创始人，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前，她刚刚结束了一场两个半小时的培训，30多个来自中国国际技术致力合作公司（简称中智公司）外企服务分公司的年轻女子，前来聆听讲座。
这家中央管理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在境内外设立87家分支机构，在76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经济技术人才合作。该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姚亚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拥有海量的年轻员工和客户，基本属于白领以上人群，几天前当他看到“嫁个有钱人”的课程信息后，立即与邵童联系上，请学馆的老师来讲课，“谁不想嫁得好点儿呢”？
邵童很年轻，原来是世纪佳缘VIP客户部的主管，那是一家规模庞大的婚恋交友在线平台。在那里，邵童看到了太多渴望嫁入豪门或者钓个金龟婿的女子，他们大多像个嗷嗷待哺的鸟儿，急切、充满热情却不得要领。
一些朋友来问邵童，你能不能做介绍的服务？她说，单纯介绍是不行的，因为很多人有了机会后不珍惜，也不会抓住机会，对有钱男人也不了解，不理解。
后来邵童一想，不如让我来教教孩子们，于是，“我就做个女学馆吧”。
从去年3月份开始准备，5月份开始，然后到9月份，都没有人来报名，这让邵童很苦恼。其实一开始就是这些课程，那时还很保守，对外的宣传语是：“教你如何和成功男士交往。”
“我四处询问，你们为啥不来呢？”一些年轻姑娘就笑她，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好啊，干嘛要去学习啊。“哎呀，我就想，那是我的问题，我没有让大家认识到，大家是有差距的。”
后来一个会员就说，邵老师，你呀，就应该直接一点儿。你要我们，这些八零后的人有一个刺激，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嫁给有钱的呀”。
“我说，是，但是多俗啊，我们又不是非要都嫁给有钱的呀。她说，那你不告诉她们差距，谁来啊。”
后来又有人来说，邵老师，你上团购吧，就说“嫁给有钱人的课程”。让她们知道她们的差距，因为毕竟有很多虚荣的女孩子，好多女孩都是看钱的，“你这是给她们一双玻璃鞋。”
新口号一喊，陆续就有人来了，“来寻找各自的玻璃鞋。”
来学习的女孩，有不同身份。“粉领儿多一些”，那些半上不下的人，一个月可能四五千块钱的人，还有就是小业主，自己做生意的女孩儿，一个月两三万的这种。还有女孩就是大公司的中层管理，自己赚的钱也不错，但是就没有人来跟她结婚，这种人怀疑自己的交往能力是一个问题，她不明白，为什么男人不娶她。
（二）上流的梦
第一次来了大概25个人。“我就开始讲，说你嫁给成功人士，你的差距在哪儿。”邵童摸了一下左手腕上的缠绕的108颗念珠说。
她是个佛教徒，她的上师也告诉她，用善巧的方法，没关系，只要你讲的课还是一样的就好。不管是“成功人士”，还是“有钱人”，都只是个概念，你若能通过讲课让别人有所得，既是一种善。“现在的争执可能是概念化的争执，对实质不了解。”
最初来的那些女子，满心全是期望。“她们来的时候好多人都太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有钱人，这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群体，早先的“万元户”，是一些女人最初的梦中情人，后来有了百万富翁，再后来，财富的准入定义不断刷新，千万、亿万在一些地方都早已平常。
和曾经吃香的军人、大学生的走过场不同，“有钱人”这种标准的生命力更为旺盛，一直延续至今，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当今社会，一切都变得不一样，婚恋也成了男女无法轻松的问题。男女性别比的失衡，房价攀升，生活压力加大，社会阶层的上升成为每一个的渴望，却又变得越发困难。
而婚姻，则是一个途径，如果利用得当，能成为一个直接的通道。一本名为《如何嫁个千万富翁》的书里，写着“把嫁给千万富翁作为一项有前途的事业来经营，把嫁入豪门当作步入圣殿的终点”，在《聪明女孩要嫁有钱人》这本书里则称：“你如果是聪明女孩，是时候从美梦中清醒了。婚姻中两个人的结合从来都是融入经济和现实的考虑的。”在《怎样嫁个有钱郎:破译婚恋密码》一书中，则告诫女孩要“恰到好处的裸露”，要“慢性诱惑，一步步抓紧他的心”，要会玩“恋爱小心计”。
前不久一家媒体说，寒门难出贵子。引得很多人唏嘘。资深媒体人李鸿谷曾说，常规的往上流动比如：读书获得更高文凭，或者成为更高水平运动员，而非常规的流动比如中大奖，或者利用身体获益。
而不断在新闻上出现的案例却告诉人们，读书或者获得世界冠军，都不再那么保险的成为上升的途径，比如女博士也会失业，也难以找到伴侣；得了世界冠军的选手也会到地下通道卖艺乞讨，甚至英年早逝等等，婚姻就像生活中相似的很多东西，如同镜中花水中月。
《中国新闻周刊》早在2007年就以《向下的青春》报道类似的无奈现实，这一点，在很多女生身上，尤其明显。而后来，蚁族、蜗居这些层出不穷的概念不过是重复着相似的悲催故事。
安妮宝贝在新书《春宴》中，也描写了一个这样的女孩，当她第一次走进一处富贵男人的豪宅，从内心里问：“难道人不应该在清洁而又持有审美的环境中生存，不应该享受到休闲和憩息的乐趣，不应该在有生之年获得尊严、愉悦、物质和精神同等丰足平衡的满足吗？赤贫、揪斗、咒骂、挣扎、污脏、丑陋。这不是常态。”
愿意来学馆学习“如何嫁个有钱人”的女子们，很多人都记得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只有财富，是一把万能钥匙，能打开各不相同的不幸的锁。邵童说，这样的女人都是真实的。
有个女人的故事常被学员们提起，她曾说：“我是一个进取上进的人。无论做什么，我都尽心尽力。人生充满了跌宕起伏，不管是顺镜还是逆境，我都会找到美好的东西，使生活尽可能地完美。”
18岁时，这个女人离开中国，14年以后回来，她已经改头换面，人们都叫她文迪·邓·默多克。她嫁给了一个很有钱的人——拥有总资产超过400亿美元的新闻集团的默多克。邓文迪的故事，被很多女人奉为“嫁个有钱人的成功范例”。
而无论是戴安娜还是凯特米德尔顿，她们从灰姑娘成为英国王妃的传奇故事，同样也让很多女人感慨不已，视为精神榜样。
《裸婚时代》那样的爱情被她们鄙视，其实也是一种“恐惧”，在新近热播的电影《钢的琴》里，男主角的老婆，正是看到了这种恐惧，不惜嫁给一个做假药的，好歹“那是个有钱人”。
嫁个有钱人的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是马诺的故事，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节目中，马诺说“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但这并不妨碍现实中的女人们继续接过“拜金”这顶帽子。
在网上，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嫁个有钱人”的贴吧里，彼此交流，有人总结了一个顺口溜，来回答怎么才能“一朝嫁作商人妇”？比如：至少会2-3门外语备用，以英、法、日为佳；会品尝、鉴别红酒、香槟，貌似酒逢知己千杯少；要熟知对方家底却故作单纯，强调“看上的是你这个人”；有一定的“潜水员”功底，不逼婚；有“奉子成婚”的勇气。
“人人都有一个上流的梦”。一位来此学馆的女子如此说道，“这奇怪吗？”
（三）极品
邵童这个学馆，一时间如同一杆秤盘，称出不同人的重量。
有的女孩，大学生，来了以后就说：“我就想找年收入怎么说也得一百万的吧。”邵童就说：“你赚多少钱啊？”对方憋了一会，继续说：“我当然要找这样的。”
还有的说要找1千万的，上亿的。“我就觉得，我要告诉你，人家要找什么样的，你缺很多，你不要以为自己长得好看就成。”
曾有一个漂亮女子在网上发帖说，想找个年薪50万美元的人。然后一个华尔街金融家回帖：“你的美貌会消逝，而我的收入却很可能会逐年递增。因此，你是贬值资产，而我是增值资产。……用华尔街术语说，跟你交往属于一种“交易仓”一旦估值下跌就要立即抛售，而不宜长期持有。
还有些女子，长相平庸，邵童觉得，“太不自知之明了”，“连一个外表你都不讨人喜欢，还想的天花乱坠？现实吗？”对这样的女子，邵童都会直截了当的说，你不行。
然后邵童开始给她们分析：
很多有钱人，想找的伴侣，你能跟他有精神上的交流，不是你看基本时尚杂志，知道最新潮的奢侈品牌，就能跟他有交流的。“你要看书，多看书。”
有的男人，他赚了很多钱，他想娶一个漂亮一点的，然后听他话的女孩，但是什么叫听话？你首先要明事理，对吧？第二就是，“我们不能一味地顺从，我们要有自己的主见。”
“创业型的男人吧，他们经历了这么多，赚到了钱，不会娶一个只会花钱的女人。
邵童在那些来寻找“玻璃鞋”的女人们看来，对有钱人生活圈太熟悉了，“我原来是世纪佳缘的嘛，负责VIP客户，大多是有钱人，接触过很多，他们也会跟我诉说他们的烦恼。这就是我的积累。”
第一批25个人，学了一节课，“我就是要先让她们知道差距。如果你想弥补的话，你就继续来学吧。”邵童说。
从去年9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3月份，邵童才把这个课大体上缕出一个框架。其实我也做了一个调研，得出的结论是，有钱人的生活圈子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往往不愿意找周围知道他背景的人。而同时又不太容易接触不同阶层的异性，这就成了一个两难，所以，有时有钱人找对象也比较难。”
“其实他们有钱人也是有分类的”，有些是一夜暴富的有钱人，有些是富二代，直接就继承了，他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婚姻的需求自然不一样。“八零后富二代还是挺多的嘛。选择富二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他们很多是在花父母的钱，一旦有一天，他连挣钱的能力都没有，你跟他在一起，很危险。
2005年，一位硕士美女公开征婚，条件只有一个——对方必须是千万富翁。她特别强调说：“我是处女。”
此举一出，舆论哗然。《婚姻和生活》杂志曾说，“富翁和处女，两个原本不搭界的词，开始双宿双飞。”媒体人李海鹏曾在一篇广为流传的富豪征婚的报道中说：“十几年来，中国女性初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大大降低，城市中的性开放程度越来越接近西方。适龄处女的数量减少了，婚姻市场上的‘行情‘就看涨。……他们（富豪）就是想要极品（处女）。”
有些人听完，就打消了念头。一个女孩临走时怅惘若失：“老师，原来嫁给有钱人这么难，我还是踏踏实实工作吧。”
（四）门当户对
“有些来的女孩，家里本身就有钱。”邵童说，他们来的时候大多这样说：“到你这里来学习，是为了嫁个有钱的，因为本身我们这个层次就有钱，我必须跟有钱男人交往。”说这翻话的，有时是孩子自己，有时是他们的父母。
社会的迅速发展，财富分配日新月异，每一天都会有新晋的富商，就像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羡慕那些一夜致富的万元户，到后来，经济方式的多元化，让财富变得更加变幻多端。
在这样激烈的造富潮流中，有钱人变成了一个日益成分复杂的群落。
有人富的太快，需要有人帮助他们适应这样的富裕生活的方式，这个圈子，一切都有着繁复的规则。
而另一个方面，那些富裕的第一代，将大把的时间放在造富商，也忽略了子女的教育，这既包括基本的生活技能，也包括财富圈必要的规则训练。所以这些含玉而生的子弟，急切需要一种培训。
“有一个孩子，拿的包都两三万的，开的车也是好车，普通人想要的，她很年轻就有了。但是后来上着上着课，我给她们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的时候，她们会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邵童说。
前几天，两个女孩，25、6岁，从澳门飞过来，带着保镖过来学，“5万块钱给你一扔那儿，我全学”丁振华说，那架势，真是个有钱的主儿。
她们说：“我们家人说了，不能在这边呆着了，你就找个北方的小伙子吧，年薪不低于七八十万就行。我一个月花5、6万块，能找一个月薪2000的吗！”
邵童说，为了让这些有钱女孩顺利找到门当户对的有钱男人，需要全方位的改造，提神综合素质。
一般来说，初来乍到的女子，需要接受一项15页的测试，然后分析其生理特征和心理状态还有性格特点等等，要扬长避短，让其变得完美。
“我们教的很细，比如会教你在咖啡厅坐什么位置最能把你的脸型凸显的最漂亮。选择灯光的来向，寻找合适的角度，等等。”
“比如性方面，我们还有性方面的教育，如何保护自己。比如过多跟男性滥交，最后弄成一些，盆腔炎啊，堕胎啊，对你有什么样的伤害，你说这课多好，什么都得教。”
有一个女孩，自己做生意，特有钱，她过来说，“我最想嫁的人离开了我，最不想嫁的人还在我后面。”
为什么啊？她刚来的时候，露着肚脐眼，露着后边，露着胸，露着小腰儿，打着电话从外边进来，我们先听见她声儿。“你说这样的，谁敢要？”
我们老师就建议她，外形先改变，你穿得那么性感，你感召的人永远是图你性感。
有一姑娘是个三流演员，来学馆，她说现在月收入2、30万，想嫁给一个7、80万，百八十万的，就可以了。学馆市场部负责人丁振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一天他看到她上地库拿车去，车轮胎爆了一个，瘪了，“我说我帮你弄，一开这车的后备箱，你知道倒垃圾车什么概念吧，‘哗啦’一下都出来了，特乱，最有意思最后我一直翻，翻出备用轮胎，下面压了2本书，烂书，杂志啊什么的，其中一书，上面发霉，长了两朵蘑菇。”
“你就说这人她能跟人谁，长得漂亮，金絮其外败絮其内。”丁振华说，这样的女孩，想找个门当户对的有钱男人，就得改变自己。
“门当户对是正常的，我们只不过提了一个标准，一个vip的标准。你是个玉，是个打造的良材，我给你打造，你要是块破石头，你非想从一个萝卜变成人参，那不可能。”
“一号勤务员”李木森的山城武斗记忆
2011年2月的一天，山城重庆乍暖还寒。
一个70多岁的老人，替老伴去医院拿药。他习惯性地戴着帽子，长长的帽檐几乎遮住了半张脸。
走在路上，没人会在意这个干瘦的老头，更不会有人想到，这是一个曾经呼风唤雨的人物。
他叫李木森，退休前曾先后担任重庆国营江陵机器厂调解委员会主任、长安汽车（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文革时，他是重庆大武斗中“反到底”派的主要指挥者，“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用他的话说，“相当于副市长”。
李木森住在江陵机器厂的老职工宿舍区。这里只是当年庞大厂区的一小部分，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房屋低矮，生活节奏缓慢，与世无争。
身患重病的老伴在客厅里吸氧，李木森小心地把她扶进了卧室，才开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李木森看上去挺精神，脸色红润，像刚从浴室里出来一样。皱纹很深，在瘦长的脸上纵横交错。他走路很快，说话也快，而且不打磕巴。与人握手的时间很长，握着对方的手说很长的寒暄的话，笑容满面，但那手却显得无力。
李木森对文革的态度很矛盾。“因为文革，我其实被耽误了20年。文革10年，文革后10年我基本是在接受各级审查，又误了10年。”
但他又称自己“不后悔”，谈话间对过去似有留恋之意。他说，当年一个3级工人的工资，能养活一家人，现在呢，一个8级工人的工资也养不活一家人；原来工人和厂级干部薪水差别不大，最多几级，现在差别可是百万计。
前阵子，重庆市沙坪坝公园内的红卫兵公墓被媒体报道了很多。那里主要埋葬的是“八一五”派，是李木森当年的敌人，但他说，现在要保护那里，他也是支持的，毕竟是历史的见证。别的派的墓地都不见了，比如朝天门等地的墓地，都已经消失在经济建设中。
李木森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厂里当年的很多资料都毁了，他重新回访。幸好他还保存着当年的笔记本。他是技术人员，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
他说：“我想像录像机那样，源源本本地记录下当年的事情，按时间叙事，不讲对错。如实写下了，讲清楚历史，就不怕别人来分析。”
“一号勤务员”李木森的山城武斗记忆
被划为“二类对象”
1966年，李木森28岁，是位于重庆江北区大石坝的国营江陵机器厂技术科的助理技术员。
国营江陵机器厂，即是当时第五机械工业部所属的152厂，生产小口径炮弹。国营江陵机器厂是第二厂名，对外用的。
工厂在郊区，进城有些远，还得过河，交通不便，而且他们是国防工厂，管得紧，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厂址都对外保密，通信只能写“重庆市六五信箱”。因此，社会上的事情很少影响到厂里。
这年8月底，在红卫兵运动的冲击下，社会上已经开始动荡起来了，但是李木森他们还一点不知道。
直到9月初，风终于吹来了。他们听说，就在江北区的老城区，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八二八惨案”。据说，重庆大学有个名叫“八一五”的组织，去了一伙暴徒，聚众闹事，搞反对共产党的“匈牙利事件”，还围攻打骂跟他们作斗争的革命干部和群众。
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李木森所在的技术科的党支部发出通知，要求全科职工晚上八点半集合，前往石门河边一带执行任务——阻止“八一五”的学生过河，不准这些“右派学生”“暴徒”到江陵机器厂所在的大石坝地区来宣传煽动。
单位80%的职工都来了，但不知为何，“敌人”却没有来。声势浩大的行动没有任何结果，回厂路上不免让人有点泄气。但李木森却不觉得。“这是我在党委领导下，第一次以一个职工的身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我感到高兴和自豪。”
11月下旬的一天，技术科干部高德安到党支部办公室找支部书记谈事情。无意中，他发现一份技术科人员的“排队”名单正摆在桌子上。
所谓排队，“四清”时就做过，就是组织上把群众从政治上分成四类；一类是依靠对象；二类是团结对象；三类是批评教育对象；四类是打击处理对象。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单位继续了这种做法。“排队”都是由党委或工作组秘密进行的，只有极少数的政治积极分子参与其中。
高德安离开支部办公室后，立即找到李木森等4人，告诉他们“排队”情况。5个人没有一个人排在一类。两个人在二类（李木森是其中之一），两个在三类，高德安被排在四类。
对这样的“排队”结果，高德安最气愤，李木森也很不高兴。“我这么听党的话，这么积极工作和参加政治学习，怎么把我划在二类？不管怎样我也该是一类嘛！”
5个失意的年轻人，忿忿不平去找书记了解情况。谁知，平时很会说话的张书记，这天下午变成哑巴了。大家更加气愤。
高德安提议，党中央的“十六条”不是提倡“自己解放自己”吗？“现在社会上已经开始成立各种战斗队了，我们也成立一个‘尖刀战斗队’，自己解放自己。”
大家都说好。技术科的造反派组织“尖刀战斗队”就这样成立了。开始参加的只有二十几个人，占全科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第一场战斗，就是要用这把“尖刀”撬开张书记的嘴，要他交代清楚“排队”名单的内幕。斗了3个下午，终于逼得他说出了，“排队”是厂党委叫搞的。
他们的战果很快就在全厂职工中传开了。其他车间、科室纷纷效仿，向党支部发出“战斗令”，要求交出“排队”名单，并当众销毁。一周之内，“尖刀”人数从20余人增加到60余人。3天后，取名为“红军”的战斗兵团成立了。
李木森沉浸在战斗的光荣里。
当上“一号勤务员”
直到此时，李木森等人还只是在厂内活动着，对社会上的事情知之甚少。
1966年12月初，重庆发生了“一二·四”事件，社会上谣言四起，传说保守派组织“工纠”（工人纠察队）打死了造反派。
一些造反派组织为找到被打死的“烈士”尸体，查封了火葬场，还到处检查过往车辆，搜查尸体，又从火葬场抢了几具尸体搞“烈士尸体”展览。
那几天，刚好李木森的父亲去世，几个帮忙抬尸体的搬运工人开玩笑说，不要让红卫兵把尸体抢去办展览哟。这一来，他再不敢把父亲的遗体运到火葬场去，悄悄运到石子山埋了。
刚刚埋葬了父亲，女儿出生了。初为人父的李木森，忙于闹革命，顾不上家。
李木森他们的红军战斗兵团，先是和厂里的其他两个造反兵团联合成立了“军工造反江陵兵团”，又串联了其他几个国防工厂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军工造反兵团总部”，成为重庆国防工业系统内继“八一兵团”之后的第二大造反派联合组织。
1967年1月，全国各地造反派响应号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一月风暴”起来了。重庆的造反派组织也在1月下旬成立了夺权后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以是否拥护革联会为标志，重庆市开始出现两大造反派的对立态势。
拥护革联会的一方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八一兵团属于这一派。李木森所在的军工造反兵团总部认定革联会偏袒八一兵团而排斥他们，决定加入反对阵营，成了“砸派”。
不久，在后来被称为“二月镇反”的风暴中，砸派遭殃了。八一兵团调动人马，围攻军工造反兵团。“李木森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每天，高音喇叭中都充斥着这样的声音。
李木森把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送到了城里岳母家暂时安身。“我今后的三长两短，只要不让她母女知道，我就不怕了。”
3月中旬，厂军管会在足球场召开了全厂万人大会，李木森和另外16名头头全部被揪上台去接受批斗——重庆话中对低头挨斗的姿势有一个形象用语“啄起”，大概源于鸡啄米的姿势。
“我的颈子承受不起脑壳的重量，只有靠弯腰来做一些调节。所以，我一会儿弯成30度，一会儿弯成60度，一会儿又弯成90度……这多种角度的交替变化，终于使我熬过了那3个小时批斗会。”李木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没想到，李木森因为弯腰弧度大，事后居然得到了“认罪态度最好”的评价。
但局势很快就变了。
4月，全国掀起了“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高潮，中央下达了“红五条”，要求为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平反。
砸派翻身了。重庆国防工业系统内多个大厂的砸派联合起来，成立了总部，并有了一个更响亮的新名字：军工井冈山。
军工井冈山总部成立后，不到10天，两位勤务组副组长周应古和邓长春，就对组长、江陵机器厂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康荣袍有了意见。他们认为，康荣袍是个技术干部，处理事情不果断，用重庆话来说，是个“糯米”。他们要求换人。
工人党员朱兆康替换了康荣袍。过了10来天，两位副组长又有意见了，认为他处理事情是果断了，但果断得目中无人，又要求换人。
这次换上去的，正是李木森，他由此成为军工井冈山总部的“一号勤务员”。
武斗升级
“红五条”下达之后不久，砸派和八一五派这两大派就从互不认输的辩论发展到了武斗。先是相互砸广播车、广播站，接着就打起来。
为了跟有军队支持、又有革联会撑腰的八一五派抗衡，砸派成立了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也称“反到底”派，李木森担任勤务组组长。
开始，双方用的是石头、棍棒、钢钎等冷兵器。武斗升级的转折点始于发枪。
7月25日，反到底派在化龙桥马路边的一个据点——工业学校，被八一五派攻占了。“我们从红岩嘴下山，打算去救人，走了一阵，被一挺机枪封锁了路口。我们只有手榴弹和几把孬手枪，过不去……我们要求总部赶快把枪发给我们！”几个年轻人央求道。
自从武斗开始以来，就不时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重庆的军工厂里有的是武器弹药，特别是在我们军工井冈山控制的厂里，成品库房里的枪是现成的。”李木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次日，军工井冈山总部决定发枪，由常委签字负责。
邓长春第一个签名。李木森随后也签了名。再后是周应古。其时，李木森29岁，周应古27岁，邓长春22岁。
从此，用于装备正规部队的武器落入了群众手中。重庆武斗迅速升级为全国之最，连高射炮、榴弹炮都用上了。李木森说：“那架势和一场战斗无异。”
李木森说自己对武斗的态度，内心一直是矛盾的。武斗越打越大，打得当头头的都骑虎难下。下一步怎么办？还继续打下去吗？但又不能随便停下来。“因为我们要停下来了，对方不停，那不是等着挨打吗？”
在一次炮击中，悲剧就在李木森身边发生了。一发炮弹卡在炮膛内了，主炮手唐彬武用捅杆从炮管上方将它捅了下来。炮弹退出落地后，唐彬武跳下炮车，捡起炮弹，双手抱于胸前，笑嘻嘻说：“嘿嘿！你啷个不炸呢？嘿嘿……”在场的人同声叫他：“甩了！甩了！”
一发炮弹从触发到爆炸，时间是9至12秒。唐彬武是工厂靶场的一个老炮工，这个9至12秒对他是常识了。可是，长时间的炮击让大家都烦躁和疲惫。
唐彬武的第三个“嘿嘿”还没说完，一声巨响，炮弹爆炸了。唐彬武倒在地上，肚子被炸开了。
“我是42年前的重庆市副市长”
幸好，这样的险恶局势很快得到了制止。
8月，中央调查组抵达重庆。月底，重庆两大派进行了停战谈判。9月1日，达成《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第一号协议》。
双方代表在协议上签了字。八一五派以周家喻为首，反到底派以李木森为首，各有10名代表签字。
第二年的6月2日，重庆市革委会成立。李木森以一派群众组织代表的身份，当上了“三结合”的市革委会副主任。
李木森并无明确的分管工作。从那时直到1977年5月被令回厂接受审查的9年间，这位副主任不断被边缘化。
但在李木森的心中，这个副主任却不是虚的。
73岁的李木森，头发全白了。很多次在公交车上，遇到有人打架或者偷窃，他忍不住要站出来。他会先大声喊一句：“你知道我谁，我是42年前的重庆市副市长！”
这话一般挺管用，能唬住人。“有几次算是英雄救美。”他的见义勇为的故事，还好几次被厂报报道了。重庆人都爱“雄起”。
文革时候的对头，如今也早已冰释前嫌，能坐在一起喝茶，打麻将，有时也会谈起当年的武斗，只会呵呵笑笑，没人再会动气了。
（本文采写得到文革史学研究者何蜀先生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谢。）
最最漫长的路
3月5日，周六，宁波的天有些阴。坐在江南路边上的办公室里，几个中年男人回忆过去的故事，谈笑间唏嘘不已。
他们是华丰建设公司的员工，刚从利比亚回国。
新闻里，班加西又遭空军轰炸。而几名荷兰士兵在帮助本国人员撤离时候遭到袭击，被扣押。为了营救，还有很多人愁眉不展。
这一切，万里之遥的惨烈，曾经相似的经历，如今在电视镜头里，就像看一幕不真实的电视剧，这几个人赫然一笑。继续抽烟。
有一部小说《无处还乡》，强权和贪婪以及战乱，就像四处笼罩的瘟疫，让人无处还乡。不过与有些人相比，这次撤回中国的侨民，是幸运的。
（小）山雨欲来
思绪回到利比亚。
2月16日之前，社会上就有消息在传，很快将有大游行，反官方的示威。
营地在埃及达比亚市，一座靠近沙漠的小城，不富裕，但信奉古兰经的本地人，平日相见，客气礼貌，举止约束得当。在这里，与法律相比，古兰经的意义更为彰显，且无处不在。有一次，施工区A项目部经理刑印胜的手提包被当地青年偷走，随后警察抓住后，用古兰经训诫了一番，就放走了，刑很不理解。
而有些时候，在这个半沙漠的城市里，中国人要想避免和本地人不必要的纷争，最好记住一些要紧的古兰经经文，在需要的时候诵经，会化敌为友，遇难成祥。
但这一切，在和平时期适用。
后来的纷乱中，一切失常，那些愤怒的年轻人可不再会对口诵古兰经的中国人客气，但那些真正阿拉的信徒，即便在那样无政府的时刻，也坚守着教义和规训，他们愿意保护落魄的异国朋友。
距离后来逃亡的目的地班加西有170公里。这是个无法预测的距离，在这个战火纷飞的时刻，空间和时间都失去日常的刻度。刑印胜脸窄窄的，黑瘦，在香烟雾气里更显得疲倦不堪，他是带领队伍最后成功突围的关键人物之一，他说话时，语速很快，但思路清晰，不时带着自嘲的笑，“别说我是英雄，只想和大伙一起，活着回家。”这一天营地里的中国人无法想象，此后的几天，他们将行走在那条170公里的逃亡之路上。
而他的项目副经理刘治春，是个胫骨结实的大块头，江苏淮安人，他粗着嗓子说：“想想那多可怕，你就站在那，头顶的石块真跟雨水那样。”
石块，还有冷不丁的流弹，是那时在埃及达比亚市区内唯一停留在准星东西。
2月16日， 埃及扎比亚市城区内有打砸抢烧，其实更早些时候，天天都有小范围的游行示威，对此，刑和刘都觉得，都习以为常了
18日，传言有示威的民众死亡，一切都变得失控，无政府状态。
这一天晚上，营地里的中国人感觉到，危险日益临近。
晚上12点多，倪召集所有的项目经理14名，12个土建项目、2个安装项目。
倪主持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2点左右，决定等天亮后，全体停工，保住自身的安全。
这里的人都经历了一次劫难——抢房事件。
那是1月14日，卡扎菲在电视上说，中国人正在帮助政府建设福利保障房。
这个电视讲话一出，让很多人躁动起来，他们纷纷冲进营地，冲进那些尚未竣工的半成品毛坯房，在墙上写上自家的姓名，或者国旗，就说这房子是他们家的。
不过当时还不是无政府状态，还有警察可以依靠，最终平息，但工地损失了近千万人民币。
复工不久，到了2月，不想又来暴乱，“这次更糟糕，连警察也无处依靠”，刑说。
业主是利比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部，这些居民住房工程，一共4840套，105万平方米总面积。其中住宅面积92万平方米，其他公共设施比如教堂、警察局等。在2月暴乱来临之时，已经完成了55%以上，主体已经建成。
这么大的一个建设项目，让这个沙漠小城的人很欣慰，他们每天都会过来看房子的进度，谈论着将来不久之后的幸福生活，也与中国工人们友好的打招呼。
而这个大工地在此，也意味着就业的机会，当地居民一直为此很高兴，华丰公司在当地招了300名利比亚本地青年做员工。
刑等人2007年就到了利比亚。当时，华丰公司与利比亚政府签下的这笔合同金额高达33.54亿元的住房项目大单，是当时宁波承接到的最大一个国外承包项目，也是浙江最大的对外工程承包单笔合同，也是利比亚首次与一家民营企业签订此类合同。
华丰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倪永曹，是突围成功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他的上级，总经理郑惠明在他对面说，这是咱们公司的二把手，在利比亚那边的主要负责人，这回死里逃生。
倪说，平时走在这个城里里，很多人都认识他，和他打招呼，在当地眼里，这是个大人物，带给他们工作和房子，也能让当地小商贩们赚些。项目副经理刘治春平时去菜场买菜，利比亚小菜贩见面都很友好。
凌晨2点多，会议刚结束，那边传来消息，有5个暴徒，持刀抢劫了工地下属的一家砖厂宿舍，损失了一些电脑和财务。
开始下雨，冷。风从沙漠上吹来，示威的人逐渐少了，四周也安静下来。
大家强迫自己睡着。
“一切才刚刚开始”，有工人在说。
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大家守在这安静里，说不出的滋味。
不安的情绪，风浪前的宁静。
（小）城下之乱
营地太大了，296公顷，绕一圈也要7公里，这样分散的地域，不利于防守和安全守护。
一早，又开会，决定把包括总部办公营地在内的16个营地合并成4个，打通彼此的围墙，所有分散在外的人员全部收拢回来。
这时候，大家都像守城一般随时待命。围墙之外，原来的一些办公区已经腾空，人员撤出进“城”。
他们都熟知当地阿拉伯人的习惯，早上一般不干活，下午才是一切的开始。上午的空隙，工人们开始电焊焊门，打算将大铁门用电焊焊死，留个小门进出，但电焊工还没有完工，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了。
倪发出命令，先别管门外怎么闹，抓紧吃饭，吃饱肚子准备战斗。
午饭后，下午一点多，来了5、6个利比亚人，拿着砍刀，石块，叫嚷着冲击大门，大门只焊了一部分，经不住冲击，就被推开了，敌人们冲进办公楼，砸门和玻璃，用铁锨撬开抽屉和柜子，抢电脑和汽车钥匙。
工人们都退守到一边，倪一再说，东西任他们去拿，只要人身安全就好，损失了什么，回头公司帮着补。
刑的营地正在敌人进攻的西大门的必经之地，成为最首要的攻击目标，工人们继续往后方退守，对方有刀和枪，乱射击，其实主要是恐吓，没有伤着人。
这些人抢停在工地上的汽车，砸碎车窗，拉开点火线，打着车，就准备开走，但车子的方向盘都是锁死的，没法解锁，他们一踩油门，倒车，就撞在墙上，很狼狈。也很恼怒。
跳下车骂人，对着天空放枪。
敌人冲进一个办公室，这里正有100多员工躲避，大家看到敌人肆无忌惮的砸抽屉抢电脑，都围上去打斗，敌人人数上不占优，也不敢僵持，很快被打跑了，工人们抢回了汽车钥匙，冲到空地上打开那几辆之前被敌人抢去用来摆放战利品的汽车，后备箱里全是电脑，大家全部抢回。
这一小仗打的漂亮，大家都很开心。赶紧把大铁门完全焊好。这就像一座城池的城门，此刻至关重要。
一个小时后，来了更多利比亚人，聚集在门外示威。
晚饭也顾不上吃，对方换了方式，一部分人在铁门外强攻，一部分人在营地四周寻找突破口，形成迂回包抄之势。
他们开始放火。几个华丰的工人在对方的石块攻击下，安全帽都被砸坏了很多顶。
倪等人感到事态严重，这么死守，总不是办法，他们爬上较高的屋顶，俯瞰全局，四面狼烟已起，刀光火影，不停从大门外扔进来的火把，嗖嗖作响。
此时已经有7辆车被砸。
最后决定，从敌方最薄弱的西大门突围。
首先大家都并到一工区，这里地势平坦，前方就是一片开阔地，利于发现敌情，而此前的正门外，是一片街巷，犄角旮旯多，敌人总能巧妙躲避，发起进攻，而我方总难以发现敌情。
大家都没带什么行李，对方太疯狂，此时开着车，到处乱撞人，很多躲避不及的员工被车撞倒。
对方甩下一阵大笑，还有一串石块。
倪等负责人说，不要让冲突升级，让员工克制，毕竟对方手里有武器，真的要对抗起来，肯定要吃亏。
“对方很多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无家无业，无所顾忌，和一般的游行示威的利比亚居民很不一样，极具攻击和破坏性。”倪说。
到凌晨4点多，攻击一直没有停止，闹哄哄，一片狼藉。4点多后，人逐渐少了，“可能回家睡觉了”。
部分员工和对方搏斗，拿石块反击，“敌人”一撤，大家都很疲惫，很惊恐。有些人很快睡着，有些人坐着发呆。有人不停的找人说话。
屋外的大火还在燃烧，烟雾缭绕，随风飘进屋子，呛人。
20日早上，7点多，“敌人”又来闹了。
一夜不眠的工人都很愤怒。看到利比亚人就打，也不分是暴徒还是普通示威者，人群里也开始流传一个消息，说有利比亚示威者被中国人打死了。
这个传言传播的很快，人群开始进一步发酵。
（小）撤退
这么一来，情况更加危急，那些愤怒的利比亚民众，一旦聚集过来，就更危险了。
于是倪召集立即开会，作出两个方案，一，向首都黎波里去，此路有1000多公里，去那寻求中国大使馆的帮助。二，往最近的港口城市班加西去，那里有大量的中国公司，比如中建公司，人多，在那或许会有中国的救援船只。
此时一切都是估计，手机信号时有时无，不知道外界究竟什么情况，是否安全。
于是派出两拨人，作为探路先锋，分别向黎波里和班加西去。
同时，召集所有员工936名，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但不同的是，他们老少都有。
赶紧吃饭，只带干粮和水，到总部大门集合。准备先撤到距离营地20公里外的沙漠，躲避利比亚的袭击。
“吃饭”成了这时一个关键词，只要有机会，就得填饱肚子，大家都明白，这是活着走出去的最关键一点。
下午一点多，此前的探路先锋回来了，他们没走出这座城市，自己的车子就被抢走了，现在整个城市都在纷乱之中，有人在放火，端着枪的青年和孩子四处拦截外国人的汽车，石块在头顶乱飞，毫无防范的办法。
此情此景，给一位员工的感受，恰如《战争与和平》里说，“呻吟，痛苦，恐怖，和这种不可知，这种匆忙……他们又在这里喊叫了，又都向回跑了，我要和他们一阵跑，它，死亡，就在这里，在我头上，在我周围……”
倪和其他管理层人员都意识到，此时一切变的更加不确定，无论是班加西还是黎波里，都得穿过城区，这太危险，成了遥远之地。
沙漠，远离城市的荒野，此时成为无奈之下的选择。有当地工友劝说，沙漠很危险，万一迷路，只有死路一条。
但现在与城市战乱相比，沙漠的自然危险还有侥幸的想象。
最后，大家还是决定，去沙漠，去那20公里外的荒野。当这900多人的队伍走出营地，回望时，已经是狼烟四起，爆炸声，看样子是汽车油箱被撕碎了，大约300多名利比亚人冲进营地，那里成为他们的天堂。
此时，随处都是电影里的13区。那些年轻人，谁也分不出哪些是示威者，哪些是发泄愤怒的暴徒。“此刻一切都变得模糊，除了暴力本身”。
街上商店几乎全部关门，很混乱，分不清好人坏人。骨子里的惊恐。
（小）沙漠
晚上6点多，逐渐远离城区的队伍受到一个信息，在距离他们营地直线距离5公里左右的郊外地方，有一个农庄，此时绕着道儿走，大概要走10公里，一路上全是烟火，就像伊拉克战争时的巷战，冷不丁飞出来的石块一点不比子弹来的威胁。这10公里的曲折之路，很多路段必经市区，难以逃开火光和石块。
一群人陷入纠结。
最后选择先进沙漠，再寻找机会去班加西，中建公司在那，估计机会更多些，此时手机没有信号，手机屏幕上的信号符号忽闪忽闪，像个苟延残喘的老狗。
“但我们队伍里，对讲机都是有电的，出发前的那个晚上，大家都充足了电，内部通讯保障。”刑印胜说。
向沙漠走，城市在背后燃烧着，夜幕降临，逐渐加深的墨色的天空，忽闪忽闪着红色，叫喊和咒骂还有哭泣，从远处随风而来，大家都觉得，失真的有点像从一台浅埋在沙子里的老旧收音机发出的。
晚上走在沙漠里，也有当地人来送吃的，不仅仅曾经的当地员工，也有附近的当地居民。
这些好心人的到来，让大家甚至感到不安。
有一个部落小长老，30多岁，留着本拉登那样的胡须，老实说，这长相在沙漠夜色中让人很担忧，他带着十几个人，坐着吉普车赶来，送水和食物。
小长老说，信心本身并不足以让一个人得救，而是必须兼有悔改和善行，他诵念古兰经：“很快他们将面临毁灭－但悔罪而信道，且行善者除外，他们将入乐园，不受丝毫亏待”。
这些有宗教信仰的当地人，此刻显得愧疚而热心，但大家摸不清对方底细，总对这莫名而来的好意感到恐惧，倪甚至直言不讳的对小长老说，你最好不要再来，这晚上，大家都紧张，你们突然而至，工人们总以为是暴徒来袭击，这些工人都随身带着扳手等工具，防备路上遭遇袭击，再说神经都高度紧张，容易误伤彼此。
小长老明白，但并不打算离去，他们开着车，与队伍保持2公里的距离，一直跟着。
小长老说，他在当地算是个头面人物，不同的派别都会给他面子，有他在，大家都会安全。
“这些利比亚人，坏事做的让你恐惧，好事作的也让你莫名担忧。”刘治春说。
小长老随后又通报了当地的教会，很多人跑来忏悔，说中国人来帮他们建房子，现在却遭到袭击，他们要出手帮助。
小长老在拉来一车水和食物后说，今晚就不再来了，明早再过来送吃的。
936人的队伍，走在沙漠里。“什么人才都有，有特别会看星象的，寻找行进的方向。”
还好没有迷失。
（小）庄园
走到凌晨一点多，很多人脚上走出了血泡，刘就是如此。
这时候队伍里又出现了分歧。继续这么走，还是返回先去那个农庄熬过这一夜？
沙漠里的夜，太冷，风大，湿漉漉的。一些妇女和孩子受不了，在哭。
项目经理们聚在一起开会商量。决定抽出十几个人，由刑带着，折回去，看看那个庄园是否安全。其他人继续前进，彼此通过对讲机保持联络。
刑找来为他开了三年车的利比亚司机，20多人组成探路先锋，一起去农庄。
其实不过是个荒废的屠宰场，有几间屋子，还有个大院子，院子里就是沙地，不过，有围墙兜着，风要小些。
到那一看，还好，算安全，庄园主人也和善，他说手下有20多人，都有枪，会“拿生命来保护你们中国人”。
刑通过对讲机告诉另一边的倪。
倪此时还是犹豫，这么多人全部住进去，万一有人来袭，真的能确保安全吗？
与此同时，倪试图与中国大使馆联系，走在队伍前探路的人回来说，前方50公里处有手机信号，断断续续。
倪决定，回城区，一来找机会打电话联系中国官方，二来也谈谈虚实，城里消停了没？
凌晨2点多，城市还在燃烧。
倪和几个人小心回到市区体育馆附近，此时四周都是人，都很兴奋，仿佛一场足球刚散场，这时有传言说，卡扎菲下台了。
这个谣传立即让人群发酵，大家开始欢呼胜利。各种旗子在火光下摇曳，喧闹没有停止的迹象。
于是，倪下令，沙漠上的人，全部住进庄园。
附近好心的利比亚人送来被子，柴火，屋子有限，主要留给女人和孩子，更多人则围坐在院子里的沙地上，烤火。
没人多说话。风吹过沙子，嗖嗖作响。
“湿度太大，黎明之前，被子都湿漉漉的，能挤出水。”刘说。大家相互依靠着，睡不下来。
厕所成了一个问题，这个庄园，只有一个厕所，很多人不得不在沙地上解决。
这让大家更感到不确定的漂泊感。
（小）“保护中国人委员会”
天亮后，21日。
打了20多个电话，终于通了一个，与班加西那边的中建公司联系上，那边也闹得凶，公司受冲击，而20日和21日这两天，首都黎波里更是短兵相接。
庄园不是久留之地，露宿在院子里，让大多数人在寒冷中感到绝望，精神很差，崩溃。
于是在当地人的帮助下，找到另一处工厂，在农庄的东面，城区的西郊5、6公里处，这是个私人工厂。据说示威者只冲击本地公家的机构和建筑，本地人的私人房屋不会抢。
大家坐着卡车，来到工厂。大仓库容下了全部的人，水泥地面，相对干燥。但仓库通风不好，近千人在里面，时间久了就憋气，闷。
于是继续寻找落脚之处。
附近有一个非法移民局，已经遭受了冲击，荒废了。那里倒是有相对宽敞的房间，还有残留的食物和水。但唯一的问题是，不够安全，谁能保证，它不会再受到一次冲击呢？
只能放弃。
这时候，那个庄园主带着5、6个人过来，他们有家族长老、有教会的牧师，还有学校校长，他们说，成立“保护中国人委员会”。
校长提出，他那有所学校，不远，40多个教室都空着。不过太靠近城区，有些危险。地面冲击可能难免，但空袭时候应该会安全。
他说，这里的学校和医院等机构建筑，从高空看，都是呈U字型布局，这是国际惯例，即便战争时，也享有免遭轰炸的权利。
倪这些建筑人，对此自然也明白。
他想，有这些人保护，地面冲击问题不大，如果空袭连学校都敢炸，那也没辙了。
冒险住进去。
“保护中国人委员会”的成员们试图万无一失，他们从炸开的军火库里推过来一门火炮，摆在学校大门那，还有些人提着一窜窜手榴弹，那造型酷似电影里斯瓦辛格演的火线硬汉，打算随时遇敌而战。
一个当地的教会领袖说，你们放心，中国人住在这里是安全的。我要求自己的人，有子弹飞来，用身体去挡住。
此时身心俱疲的中国人，听着这些话，看着悬门而挂的炮和手雷，“莫名的恐惧”。
教会人员一天在校门口做5次祈祷：“安拉绝不使你们中任何一个行善者徒劳无酬，我必使他们进那下临诸河的乐园，行恶者将永居火狱的刑罚。”此外他们还用高音喇叭号召附近居民来送水和食物。
学校里厕所有几处，这么多人用，还是紧张，很快好几处就堵塞了。立即组织抢修。大家决定，厕所只留给妇女使用。男人们都在墙角下解决。
有人冒险返回工地，抢回炊具，来做饭。唯一幸运的，出来时候，带足了各种药，过渡紧张后的第一次松弛，此时很多人发烧，着凉。
（小）饭票
936人，按照原有的建制，由各项目经理管理。
利比亚人送来粮食，主要是面包，工人们看到就抢，而那些好心的利比亚人，带着捐助的心而来，看到中国人就给，无序，分配严重不均衡，“会叫的鸟儿有食吃”。
后来决定，所有食物和水，先统一由一个小组管理，当总数达到500瓶水和500个面包时，就分发给各组，由各项目经理领会分发。
倪说，然后他们制作了“饭票”。
所谓饭票，就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裁成大小相同的便条，然后扣上公司的印章，后来都是凭粮票领取食物。
这样，一切有了秩序，稳定感多了些。
刑拿出自己的手机，拍下了此时的画面，在空旷的操场上，立着几口大锅，有工人在熬着稀饭，四周是蹲在地上的工人。每个人都是灰头土脸，憔悴不堪。
连续空袭，附近居民的食物也很紧缺，动用的都是战时储备粮食。但很多工人起初不在意，吃不惯利比亚的面包，很多咬两口就丢在一边，浪费。
“这时候，谁也不知道，啥时能平安回家。”于是倪立下规矩，所有人不许浪费，吃不完自己收好，做好持久战准备。
干净的饮用水更缺，煮稀饭时候，只能不停的拿大勺子搅动，否则很快就糊锅了。
此时，城区里随处可见持枪的人，一些14、5岁的孩子，也杠着枪，不知道是敌是友，此刻无法以是否拿枪来分别。
此时，那个小长老也谨慎起来，不敢开着看上去较新的汽车出来招摇过市，而是换了一辆破旧的车，他说冷不丁就有人看不顺眼，拿肩杠式火箭筒给你一下。
这一夜，大家在学校里，度过了几日来算是最舒服的一夜。总算有鼾声。
22日一早，倪等人发现一个大麻烦。
原来厕所紧张，男人们都在墙下解决，一夜过来，几百个男人让学校围墙附近一片狼藉。
阿拉伯人很忌讳粪便乱丢，得立即清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激怒一些利比亚就不好了。
连刨带埋，花了个把小时，在利比亚人上街活动之前，总算搞定。
一个工人，连日喝冷水，吃干面包，旧疾复发，胃大出血，立即被几个人提前送往班加西。顺便也打探下，那里究竟什么情况。祖国的救援人员来了没有？
他们不知道，就在这一天，中国政府正式发出大规模撤侨的命令。
送病人去的人丛班加西回来说，那里有船，可以接中国人离开。“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四处找更多的车，准备去班加西。
此时一个插曲是，附近的利比亚人自发在学校门口摆上一个小募捐箱，捐款给中国人。这让大家挺感动，其实当地人也不富，很多工人就加入进去，往小箱子里塞钱，好减轻利比亚人负担。后来小箱子还换成了大箱子。很多外国记者跑过来拍照片采访。
“可惜没见到一个中国记者”。
此时，首都黎波里还有网络信号，此前驻扎这里的公司员工接到董事长王祉絖的消息，打算和东航商量，公司自己包机去接滞留利比亚的员工回国。这些，身处学校的900多人当时不得而知。
公司和商务部经参处沟通后得知，国家从这一天开始有统一行动，不用自己包机。
而此时，坐在学校里的倪等人，在即将赴班加西之前，有了一些轻松，他们自嘲说，“我们是强国难民”。
（小）港口
去班加西，一路也不太平。“保护中国人委员会”的同志们沿途武装护送，那小长老也在其中，每清30公里路障，队伍就撤30公里。
到了班加西，这个东部第二大城市，此时由反政府势力控制着，这些人还算友好，帮助队伍穿过城区，躲避少数袭击者，前往港口。
这时，和中建公司的人接上头，得知将有船不断从此出发，送中国人离开。但船很有限，前三艘先运送中建公司的人，这就是说，华丰的900多人，得在码头上过一夜，等次日一早的第4、5艘船。
这里是一个废弃的集装箱港口，有很多废弃的工棚和仓库。
大家各自寻找地方过夜，幸好都还带着被褥。
但开始大雨，越来越大。
倪等人有经验，利比亚的雨，经常狂风暴雨。在这港口，一旦如此，卷起的海浪扑上岸，四处分散过夜的人可能会有危险。
于是赶到风暴之前，在码头上寻找每一个员工，聚集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仓库里。
幸好的是，在风暴之前，一艘船带着千余人离开，才腾出了这个仓库，否则就得落汤鸡了。
在平时，晚上这样的风浪，是不出船的，但现在也顾不了这么多。
谁也不知道明天的班加西情势会怎样，只能追赶时间。
此时，有利比亚人送来米饭，热气腾腾，还加了柳枣，很香。
“保护中国人委员会”的那些埃及达比市人，一路护送，此时也准备返回，那个小长老走之前特地来到码头，四处检查，再看一眼中国兄弟，是否真的安全了。
（小）最后的航行
23日，船来了。
大家都上了船，风浪依旧很大，那么大的一艘海轮，被摇晃的嘎吱作响，这让刘后来记忆深刻，仿佛随时要散架。
市区里传来隆隆声，有人说，不会雷声吧，还得有暴雨？立即有人纠正，那是打炮了。
船长是个马尔他人，这艘船的注册地是意大利。这是一艘平日供富人度假的巨型游轮，有1800个席位，配以相等数量的救生设备。
当化丰的900多人全部上船后，岸上又送来一批中建公司的员工。
船主不干了，不让上船，超员了。
这时，中国驻马尔他参赞刘美崑来做工作，这个60岁的老人，已经几日没合眼，嗓子沙哑，最后通过大使馆的努力，又多上了200人到船。
而岸上，还有不少越南人，只能继续等待。
这900多人，很多没有护照，上船前，利比亚的海关提出罚款，其实这时已经是无政府状态，这些海关只想谋求私利罢了。这让工人们很愤怒。
但不能硬碰硬，在当地阿语翻译的帮助下，倪等人和对方坐下来聊古兰经，用真主的名义套近乎，最后对方才缓和，最终放行。
从班加西到马尔他，这一路平日大约要15个小时，这一趟，在风浪里，却走了24个小时，颠簸厉害，很多人晕船，吐得一塌糊涂。所有人都躲在甲板下船舱里。这是最艰难的最后24小时，刑和刘都在想，好不容易逃出来，可不要在这海上交代了自己。
船行出20个小时后，风浪渐小。这时一些人才走上甲板，看一看大海。
听不到炮声看不到火光，只有一望无边的水。
有人唱起胡德夫的那首《最最遥远的路》，“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来到以前出发的地方，这是最后一个上坡，引向田园绝对的美丽，你我需穿透每场虚幻的梦，才能走进自己的田自己的门。”
到了马尔他，终于看到更多的中国人面孔。一支由南京医疗人员组成的救护队在忙碌着，刘是淮安人，此时看到江苏老乡，差点泪奔。
安全了，很多人也彻底病倒了。
马尔他机场很小，一次只能停两架班机，东航第1、2两架飞机，都是先运送的华丰的人，大家都知道，这是刘参赞的建议，华丰的人吃了苦，让他们早点回家吧。
经过漫长的飞行，在27日这天，飞机抵达上海。这些久别家乡的人，穿着统一发放的棉衣走下舷梯。
奥德修斯说，“当我回到家中的时候，我穿着别人的衣服，用着别人的名字。”这些中国人，以前是农民，是工人，是学生，然后再万里之外的国家，在沙漠里相遇，遭遇战乱，成为难民一样的人在逃亡，他们丢弃自己的东西，穿着别人的，吃着别人的，这句话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面对一位来自宁波象山的齐师傅，有记者问：“怎么行李这么少？”齐师傅说：“能把命保回来就不错了。行李都扔掉了。”
回来这几天，困，累。脸色黑，不停的抽烟，皱着眉头缩在缭绕烟雾里，眼神不时看的虚空。
哪个才是不真实的。
还需要点时间适应，但时间可能不能让某些事情忘记。
3月7日，农历二月初二，惊蛰，宁波大雨，湿人一城，风起咋冷。
冷山中，山区女孩卢比说：“他们把这场战争称作是大地上的乌云。但是这样的天气是他们造成的，然后他们站在雨中然后说‘妈的，在下雨！’”
他们不是《冷山》里疲惫不堪的士兵，奔袭在归乡的路上，无奈何痛苦没有最终化作无尽的绝望。他们的冷山就在那里，终归有人在等着他们回乡。
这宁波家乡的雨，和突围到班加西港口的暴雨巨浪相比，真是温柔。倪等人隔着玻璃窗望着，在笑。
转：《旧红书》江后传
江皇后讳青,本名李云鹤.齐国诸城人也.
民 国十八年,为倡优,是岁,至胶澳排戏.
二十一年二月,入D,后赴沪排戏,遂于党间隔焉.
二十二年十月,被捕于沪,传有失节之作，秋十月,获释.
二十五年秋,赴延州,入抗倭太学。时贺后失宠，适北狄，隧乘焉。
二十六年,太祖预以为后，诸公卿皆逆之，唯贺愍公、康灵公赞之，遂纳之为妃。后甚有宠,生解忧公主.遂为教习倡乐。
三十五年春三月,前朝武厉帝攻延州,太祖出奔，与敌周旋于朔方，后从之，不避艰险，然亦未参攒军机。
三十七年,入燕京,及太祖践祚,废贺后，立之为后。
开国九年，天下大饥，帝逊位于刘哀公为太皇，实未愿之，待机复辟。
开国十九年,后兴“样板戏”，时人讥之曰:"八亿人口八个戏"是云，太祖实使之,使姚文元撰文批《海瑞罢官》,阻彭公的复出也。
文*元年四月,太祖兴"文化大革命",初,后诬文艺界为"黑线专攻”,及太祖兴文 革,后有力焉。是岁夏,后陷诸功臣入狱,时刘哀公,贺愍公等皆为所害,而太祖默许焉.
文*三年，叶定公帅诸宿将发难江后，帝斥叶公，为之“二月逆流”，江后日趋专横。
文 *五年，林庄公之败，太祖疑宿将之二心，更喜江后，其势愈大，后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党,号为“四人帮”，涂炭社稷,时我朝之民不过十亿,而一亿尽为所害,又尽国库之银,太仓之粟,毁天下之宝,所恶甚于倭寇之害.
文*九年，发“批林批孔”，欲清洗宿将、周公之势力。周公病笃，荐世祖代之。康灵公将薨，发之其变节之事。
文*十年，朱武公、周文正公薨。是年四月,京师民众聚天 *门，悼周公、声讨“四人帮”。后谗之，世祖去职。时太祖年迈，后欲待帝崩后为帝，然勋臣势大，帝恐后难以驾驭，遂立公子华为储，以呈鼎足。
秋，太祖崩,惠帝践祚,时天下之势，惠帝、叶定公、江后成鼎足，江后、叶定公势同水火。惠帝势弱，然据天子之名，江后逼之过甚，预废惠帝而代之，惠帝隧与叶定公合谋，废江后，擒其党。
改革三年,以WENGE谋逆对廷尉,江后曰："吾乃主上之骜,使吠之!”。
改革十三年,后自缢于囚所.
论曰:太祖搞文 革，权过帝王，口含天宪，然尸骨寒，几遭灭族之灾，概做孽太深。太祖尚云，"欲为效夷狄及旧制者，虽身贵端,全党共诛之”，然江后之被废，天下无一异动，盖太祖末的所作大失人心也。
江皇后于革命赴汤蹈火,然随太祖行WENGE，助纣为孽，尚云其为太祖之骜，其言信呼。西人云“权力能使人疯狂！",此言极是。
